三、 规训与情境：汉服运动的社会心理根源分析

汉服的复兴不仅仅是衣服的重新展现，而是追求整个文明“质”的变化。而它之所以能够从仅仅关注古代服装的复兴转变为一种社会文化运动，其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心理的酝酿与反应过程。环境是影响人类行为的源泉。心理学将影响一个人行为的环境力量因素称之为“生活空间”。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个人认知结构、情感与社会情境的辩证互动是产生某种心理的主要环节。正是二者的互动，在心理上激发了汉服运动参与者回到汉服，并从对汉服的理解出发走向了所谓“再造华夏”的目标。

(一)规训与公众的民族认知

认知结构的改变是与教育和社会传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福柯[13]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规训是操纵、塑造个人身体的驯服技术。现代社会个人的行为方式、思考过程都是与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的有意无意地“规训”而造成的。 “文化规训”正是基于福柯的“规训”概念而提出的观点，而文化规训，就是“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下，规训者利用文化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受训者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以达成规训者特定目标的过程及结果”[14]。

汉服运动始于民族意识的觉醒。约翰·伊尔根觉罗[15]认为，汉服运动是汉民族在一些实际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宣传中族群意识的觉醒。汉服运动主要舆论阵地天汉文化网在其《天汉民族文化网理念和主张》中认为：“汉民族是一个在中国民族大家庭中承担义务的族群，也是享有被承认、被尊重以及拥有保持本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权利的族群。”[16]在他们看来，汉族也同样是具有自身文化的民族，不应当被矮化和虚无化。否定了汉族文化就是否定了汉族本身的存在。

政治社会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塑造公民意识的常用手段。政治社会化分为三个部分：“认知社会化”“感情社会化”和“评估社会化”。在这其中，作为政治认同的“感情社会化”的目的便是“使民众对本国的政治制度有感情，通过历史英雄、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国家元首，甚至音乐、电影、运动、战争、苦难等对自己的国家产生忠诚和认同”[17]。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媒体，而受众的接受方式在广义上是在社会舆论中自觉的政治学习，在狭义的意义则是中学阶段的教育。

在社会舆论环境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开始走向民族主义，通过塑造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豪感来提高国民的民族自信。并且，“民族话语”[18]在党中央理论中占比越来越高，逐步将文化视为界定民族的主要标准。

在学校教育方面，以高中《文化生活》教材为例，正如陈利昌[19]所分析，教材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各民族文化应当在和睦的关系中交流，增强彼此的认同，并且，书中也强调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其意识中，会将文化作为定义民族概念的标准。因此，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下，汉服运动参与者[12]认为，华夏文明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另一方面，汉服运动参与者仍旧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原则。因此他们强调，汉族与其他民族真正的团结关系，是各美其美之下的团结，汉服的复兴是优秀的传统习俗、思想精神的复兴。“真正正确的汉服及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其方向不是指向历史，而是指向未来。服饰、礼仪、精神、文明，层次递进、一脉相承。……其目的是冲淡历史的阴暗，走向文化的复兴。”[20]

(二)文化与社会危机与民族文化复兴诉求

观念是“执拗的低音”，它虽然存在于认知结构中，但并不总是为人所意识到。因此某种认知和情感的出现往往是特定情境刺激的结果。而汉服运动的社会心理根源正是特定认知结构与情境互动的结果。

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文化是劣势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启动中国的现代化。”[21]并且，这种思潮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媚外心理。于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话语进行激烈的批驳，并试图清理西方的文化霸权，从而在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结合点。

同时，我们国家也开始强调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也正式将文化纳入了国家核心竞争之中。换言之，就是要建构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话语体系。一方面有效应对各种腐朽没落的文化观念，自觉抵御虚无主义、保守主义、帝国主义等“文化歪风”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学术，形成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繁荣的同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文化。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gxmzsfxyxb.cn/qikandaodu/2020/0709/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