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侗台语诸族先民——瓯骆人是种“那”居“兰”的族群。所谓“那”文化，即耕作“那”（水田）作为维持族群生计的重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相关物质与精神体系的传统。曾经，这些起源于中国华南地区的侗台语民族先民在人工栽培水稻的活动中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在中国文明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为华夏文化添光增彩的一页。随着“那”文化的发展，瓯骆族群日渐定居，“兰”（家屋）成为他们躲避风雨、发展社会文明的基础和出发点。瓯骆族群及其后裔民族的“兰”以“干栏”建筑为典型，承载着他们的筑造智慧、信仰理念及民族喜好等，特色鲜明。以壮族为例，“干栏文化不仅是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中心部分，它具有巨大的内聚力和辐射力，无论是壮族的哪一种类型的文化，都与干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和互为作用的密切联系。”[1]11 对“那文化”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从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到王明富的《那文化探源——云南壮族稻作文化田野调查》，“那文化”作为瓯骆文明的重要内容，其内涵与外部特征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包括那文化的起源和特征、衍生的习俗与生态文明、社会表征与思想体系、审美与伦理建构、现状与传承困境等。对瓯骆族群“兰”的研究成果也颇丰，以覃彩銮的《壮族干栏文化》等为代表，涉及对“兰”的历史、发展、结构、文化内涵、现代发展与适应等诸多方面。

在“那”与“兰”文化研究渐入佳境的时候，潘春见教授的《稻与家屋：瓯骆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2]1（以下简称“潘著”）一书以“那”文化与“兰”文化的互动进化史为基础，力图通过生动的案例、多学科的考证，把握瓯骆文明的精髓，使相关研究实现横向空间与纵向历史的交错与有机联系，在瓯骆族群的“社会-空间”结构探索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潘著以“广谱革命”为始，引入考古学、区域文化、分子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等概念和理论，充分呈现了一幅“那”与“兰”共生的瓯骆文化发展史与当代景观。书中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广谱革命”：“那·兰”文明最早的演化场》着重对“那”与“兰”的历史与文明体系进行了梳理。在“那-兰”互动演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第二章选择了瓯骆故地一个典型性的大型壮族村落——闭村进行了“稻与家屋的人类学考察”，为其理论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案例支撑和阐释。在第三章，作者对瓯骆族群犀牛信仰的敏锐捕捉与深度解读使“瓯骆生命共同体之舟”得以生动呈现。瓯骆后裔从华南向外发展，遍布东盟地区，潘著的第四章着眼于稻米文化在中国-东盟国际交流中具备的特殊作用与现实意义，挖掘“稻米-丝绸之路”的独特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文化形态多样，故费孝通将中华民族的共生状况概括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各民族依据各自居住区域的不同，在不同生产方式、历史因素、地域条件等限制下，形成了富有特点的区域文化与本民族文化。梁庭望曾在“多元一体”、文化圈、文化区与文化丛等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文化划分为4 大板块和12 个文化区，4 大板块即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所谓文化圈，“是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程度不等的聚结形式形成具有相同及相似文化因素的区域。”[3]11-18 华南文化区属于4 大板块中的江南稻作文化圈，又可分成广西次文化区、广东次文化区与海南次文化区。

潘著中虽然没有进行学术史梳理，但书中对于瓯骆文化的界定与研究同上述观点一脉相承。瓯骆文化发源于中国华南地区，其主体是远古至秦汉时期的瓯、骆两大部族，到秦汉时又被明确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一般认为，西瓯和骆越大致以“从玉林往西经南宁到右江一线”[4]120 为分界，西瓯在北，骆越在南。后西瓯为秦军所败，骆越为汉朝吞并，但瓯骆文化至今依然为国内壮侗语各民族所继承。富有华南地域特点的瓯骆文明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最为频繁和深入，但这种兼收并蓄并没有影响其最传统、根本性的文化特点。正如潘著指出，“随着稻与干栏家屋的文明演进，一种既溯源于‘那’又先导于‘兰’的文明特质被注入了西瓯骆越的民族原型和国家雏形，并自成一体地成长为与其他区域或族群迥然不同的文化因子或文化大树。”[2]1 作者通过对华夏文明之华南区域的界定与把握，实现了对瓯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肯定，并以此作为基础，深入考察瓯骆作为地方性知识之特殊所在。瓯骆文化不但绵延在中国南方壮侗语诸族的血脉之中，也是东南亚泰、佬等民族文化的滥觞与根基，“由于文明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而惠及东南亚”[2]2。这段历史对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找到中国与东南亚多方面交流的契合点大有裨益。

小型无人机的应用，是以药物喷洒为前提起到相应的植保效果。而技术人员则以远距离压控为前提，对无人机高度加以调节，再按照农作物具体情况，对药物剂量、无人机高度和速度予以把控，以便将药液精准作用于农作物表面，还可借助旋翼下旋气流加快药液吸收、渗透［7］。

以瓯骆族群的犀牛信仰为基础，潘著从新的角度对壮族师公教、巫觋“燃香”等习俗进行解读，使人耳目一新。结合语言学、古籍记载、现存宗教仪式活动等多方面的内容，作者提出，“两广的舞狮实是舞犀的演化，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壮族的师公文化很可能就渊源于远古的崇犀信仰”[2]290。著作中对于壮族女巫与师公“燃香”通神之俗亦有新见，认为这是“燃犀（牛角）以通神通天观念的转换或延续”[2]290，而师公使用通灵法器——牛角也是瓯骆先民使用犀角的一种延续与变化形态。虽然该部分在论述中缺乏更直接的证据支持，但作者对于多民族多地区材料的发现与运用打开了研究民族民间宗教文化的新途径，为重新从“地方知识”的角度出发解读本土文化树立了一个榜样。

通过对瓯骆文化圈从历时到当下的锁定，潘著第一、第二章实现了对特定区域文化的整体性探讨和跨时空的追寻。作者对于瓯骆文化的区域性关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得到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 次会议认可的“文化多样性”遥相呼应。根据2005 年10 月第3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考虑到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使得世界更为多姿多彩，使得人类能通过对多样文化的了解提高彼此的相互理解以及多方面的能力，有助于形成更宽广的价值观视野，推动地方、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发展。①第二章是作者为解读“那-兰”结构着力最多的章节，也是文化多样性得以生动阐释的一个典型。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深入细致的调查，使读者体悟到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延续性及其顽强的生命力。作者对“地方知识”的重视难能可贵，文中对闭村烦琐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源于作者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深度理解，因为“只有从各个地方知识内部去学习和理解，才能找到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我文化和他文化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重叠共识’，避免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起来，明了二者同时‘在场’的辩证统一”[5]序言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对闭村进行多方位的人类学阐释时，由于过度关注村寨内部的细节，造成了某些材料与主题的割裂、某些叙事的累赘之感。在进行人类学阐释时，“度”的把握问题还值得我们深思。

犀牛是上古时代中国华南地区常见的一种动物。对于犀牛的崇拜至今在瓯骆后裔——壮族人民信仰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不少壮学专家都曾提及。梁庭望在《壮族文化概论》一书中就曾指出壮族水神——图额信仰中有着犀牛崇拜的成分。[6]455 根据考古发现，本地犀牛应该是瓯骆先民最早崇拜的动物之一，犀牛崇拜盛行于旧石器时代。[7]32-37 如今的壮族口述神话与史诗中也存留着对远古犀牛信仰的深刻记忆，例如英雄史诗《莫一大王》中经常叙述英雄领袖莫一大王的父亲为水中犀牛，赋予了莫一神奇的力量。在民间故事中，也常有各类神秘的“犀牛潭”“犀牛岭”“犀牛毛”或有神秘的力量，或能给人们带来好运。然而，由于犀牛信仰发生的年代久远、过程发生了转换与断裂，很难去追踪它如何在瓯骆后裔诸民族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潘著在瓯骆后裔犀牛信仰的研究方面实现了突破，使之具有了跨时空的当下意义。作者首先对瓯骆故地犀牛的考古发现、存在和灭绝时间、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都进行了梳理，为读者呈现了犀牛信仰合理性的物质基础。其实，犀牛并不归属动物类中的牛科，而是属于单独的动物哺乳纲奇蹄目犀科，分有4 个属5 个种。而水牛、黄牛都属于动物哺乳纲偶蹄目犀科，分为2 个属3 个种。“犀牛”一词在瓯骆后裔中有着较为一致的称谓，如壮语为re t33、he t33 或hit33，傣语为h?t8，泰语为r?t8，可见瓯骆先民对于犀牛的认识是很早的。正是在此基础上，犀牛成为瓯骆先民最早的崇拜对象之一。通过对西汉漆绘提梁铜、布依族灵堂图等各类民族文物的研究，作者揭示了犀牛从古至今在瓯骆先民及其后裔中作为“建构九泉之下安宁世界的重要守护神”的特殊身份，它“可建构安宁美好的来生世界的观念，不仅非常古老，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2]276-277 虽然在现代科学中，犀牛并不和水牛、黄牛归属于同一个动物科属，但通过潘著的研究发现，它们庞大的体型、头上有角的特殊形态，使得“犀牛、水牛、黄牛图腾崇拜融为一体，汇成一流”[2]277。这个鲜明的结论推进了学界对于瓯骆先民犀牛崇拜的理解，是对瓯骆信仰体系进行全面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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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壮族犀牛信仰的重新发现

如前所述，围绕“那”“兰”文化展开的专门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有的学者也曾敏锐捕捉到“那”与“兰”的密切关系，如覃彩銮指出，“干栏文化是为了适应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壮族地区早期聚落的形成，就是稻作农业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那文化’的派生物，故而具有鲜明的稻作文化的特征。”[1]15 潘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那”与“兰”的关系放在瓯骆文化、甚至中华文明的框架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对二者所具有的结构性关系及其建构的“中心型”社会完成了开拓性的阐释。第二章《瓯骆故地 一个大型壮族村落稻与家屋的人类学考察》就是对“那”与“兰”二分统合关系的当代考察。通过精心选择瓯骆交错故地与多重中心——贵港郁江北岸的古老村落闭村为人类学工作田野点，潘著对瓯骆文化“那-兰”共生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在闭村，其外部空间展示出“那”与族群、聚落的分布特点，并具有自生的生态伦理动因。以“兰”为基础出发点，闭村的族群称谓、参照方位、婚娶原则、内部空间关系实现了从家到家族、村寨的有机整合与持续发展。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充分运用了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派所提倡的“深描”手法，淋漓尽致地向读者展示了闭村的方方面面，该村对瓯骆文化“那-兰”有机结构的延续、承继与发扬已自成规律，并凸显出族群与地域的典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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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我国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固然擅长物流运作，但是建材物流毕竟是新兴的产业之一，建筑材料的品类多，性质各异，而且客户对于此类商品的运输要求较高，收到货物后发现产品外观有略微的破损或者油漆脱落等问题都会影响客户满意度和之后的购买行为，所以在配送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具备专业的配送人员。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缺乏相关人才，配送人员对于家装建材类的商品了解度非常有限，当配送人员不能满足要求时，家居建材的配送工作很难达到高质量高效率[12-14]。

对于口头传统材料的充分运用是潘著进行瓯骆犀牛信仰研究的一个特色。如今，神话、歌谣等口头传统的材料受到了多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它们虽缺乏确凿的书面证据呈现，但在考古、文献之外，它们提供了对多民族无文字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维度。口头传统具有一定的变异性，但由于它世代相传，在传承中又常强调严格根据祖先的“规矩”来演述，故此保留了不少早期的词汇、语法以及历史信息等。口头传统中保存着族群鲜活的集体记忆，就算是个人演述的口头传统，其承载的内容依然以群体的共同认知为主。“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8]导论。例如，作为现代非洲史研究重要奠基人的让·范西纳（Jan Vansina），就是主要通过口述资料的运用，结合相关的器物、语言资料等，使非洲“无历史”的状态得以改变，为研究非洲更多的历史开辟了新的途径。[9]84-93 潘著中对口头传统材料的抽丝剥茧和巧妙处理，使其与考古、文献等证据共同为瓯骆族群及其后裔的犀牛信仰传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颇具创新的见解。作者通过分析被誉为“壮族大百科全书”的布洛陀史诗，论证壮族创世始祖布洛陀与犀牛之间的神秘关联，其“神话形象为犀牛”[2]271。在仫佬族、壮族中流传的英雄神话传说、史诗等，为瓯骆先民曾经存在的犀牛图腾祭祀提供了佐证，“犀之住所犀牛潭曾被瓯骆人视为犀牛灵魂的居所”[2]274。瓯骆后裔中与神圣犀牛有关的英雄群像——莫一大王、独齿王、稼等，他们与犀牛图腾祖先神“某种血缘、亲源上的亲密联系”得到肯定。

潘著对瓯骆文化的区域研究首先采取了一种纵向的历史-地理探索视野，融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广谱革命的发生使多种动植物资源进入人类食谱，食谱的广谱化使稻食及其人工种植成为可能。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南方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使之成为“‘那·兰’文明的最早演化场”[2]1。作者通过对大量考古学、生物学证据的梳理，陈述广谱革命进程中“稻螺共生”之历史事实，论证干栏与“水事生计”相适应的逻辑合理性，关注历史-地理生态全景内的人类文明演进线索，从而确认“开发水生动植物资源、变洞穴聚落为河旁台地聚落，发明具有文化类型学意义的巢居干栏，为瓯骆远古居民最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伟大创举之一，也是稻作农业的先声。”[2]28 正是在瓯骆族群历史-地理生态景观研究的基础上，潘著锁定了“人-水”“那-兰”的根本性结构关系，勾勒出国内壮侗语民族所继承的“那-兰-板-垌（勐）-家-国-天下”的稻作农耕文明体系及其往东南亚的发展。

三、研究瓯骆文化的当下意义

潘著对于瓯骆族群犀牛信仰的探索最终回归到专著“那-兰”的主旨上。书中指出，犀牛代表着家-国的安泰祥和，犀角神圣而不可侵犯，最终成为神徽化的符号，成为稻与家屋的“安全之舟”，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等地区被广泛传承。与此同时，瓯骆的布山古城（今贵港）曾经是一座“犀牛王城”，保留着牛图腾的圣地。[2]293-370 作者在这部分论述中大量使用了当下各民族的活态民俗材料与口头传统内容，使瓯骆文化以犀牛为信仰核心、以“那-兰”为基础二元结构的独特地域体系得以饱满呈现。然而，瓯骆族群“那-兰”文化体系在其后裔民族中的信仰形态纷呈，较为一致且突出的是稻魂、谷魂、六畜的信仰及其祭祀体系，这些多重信仰与上古的犀牛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在瓯骆文化之中是否也曾经占据一席之地？诸如此类的问题，为本书留下了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

作者在解读瓯骆文化基础上关注当下民族、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长远目光值得称赞。中国与东盟各国皆为近邻，从中国南方郁江北岸壮族农村直到东南亚稻作农耕国家，“以稻米为转换中介的社会文化建构……具有通性，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佛教信仰国家的传统布施文化，与郁江北岸壮人如何在生命仪礼中运用稻米生命史上的不同阶段和形式，进行关于生命、家、社会的构想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2]371-372。这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彼此往来有了文化上的切合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瓯骆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是南方壮侗语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也对东盟各国的文化有着深厚影响，这是我们保持“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事实，也是我们理解东南亚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有效纽带。

图2可见，正念疗法运用于医学、运动学、心理学、老年学等不同领域，其在国内发展势头强劲，但总体上核心文献数量有待提高，学术阵地尚未完全形成，呈零星散点之态。

总而言之，虽然潘著仍存在着一些尚可深入和有待梳理的方面，但瑕不掩瑜，该书实现了对瓯骆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从全书体系来看，专著从文化语境出发，关注于对“那-兰”结构的深层与总体解读，将物质基础、信仰需求、文化传播与交流等多种因素和层面考虑在内，完成了对瓯骆区域文化从古至今的呈现。从资料体系层面来看，潘著采取了多重证据并重的手法，充分运用了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既重视古籍、文物等资料，又注重田野调查的展开。作者将田野点锁定在具有特定意义的郁江流域中的闭村及周边，提供了研究瓯骆文化发展的鲜活个案。专著注重对国外瓯骆后裔族群、东盟国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展示了瓯骆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现实意义。

注 释：

①百度百科词条“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

参考文献：

[1]覃彩銮.壮族干栏文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2]潘春见.稻与家屋：瓯骆与东南亚区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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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声震.壮族通史（上）[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5]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7]陈小波.壮族牛崇拜出现时间的考古学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1998（4）.

[8]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刘伟才.范西纳的非洲史研究[J].世界历史，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