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台马华作家中，黄锦树是位颇受争议的作家，一直以来，他以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见长，身在台湾，其念兹在兹的却是作为原乡的马华本土。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他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构马华文学的理论大厦，他的文学批评毫不遮掩，往往直指问题深处，火药味十足，因此得罪了不少文坛元老。面对战后的马华文学，他认为马华文学的弊病在于经典作品的长期缺席，而造成经典缺席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作家们的理论、创作水平不够，更在于始终没有廓清本土性主体意识与中国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马华文学“断奶”说，试图在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性”，树立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地位。他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呈现于小说创作中，他以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技法不遗余力地重构本土历史，并力求对“中国性”进行祛魅与解构，以一种鲜明的姿态立于文坛激流之中。

学生通过参加大赛，不但能够提高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能够进一步扩大视野，将知识面学习的更广泛。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大赛，学习一些前言的技术方法，同时可以将大赛的案例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更多的学生从中获益。为了能够更好地将大赛服务于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做。

一、谁的历史？当言说成为一种姿态

“历史是对事件的叙述，其余的一切都来自于此。”[1]29 如何对历史进行叙述与重构，一直以来都是作家需要直面的问题之一。历史叙述更与权力话语息息相关，百年以来的马华作家始终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历史叙述与权力宰制之间，这与其所在的现实境遇紧密相关。

情感教学是中老年舞蹈培训与辅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能有效拉近与中老年人的距离，提高舞蹈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进而提高舞蹈教学活动的实效性。中老年人由于记忆力逐渐衰退，体力也不如以前，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较差，因而在舞蹈动作学习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不自信的心理倾向，这时就需要我们及时对中老年人进行鼓励，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在舞蹈培训和辅导过程中，善于发现中老年人的亮点和进步之处，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即使是一点点的进步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以激发中老年人的信心，调动积极性，增加对舞蹈的热爱之情。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种族杂居的国家，百年以来始终面临复杂的历史境遇，历经英国殖民、日据时期，最终迎来独立建国。但建国后的马来西亚在种族、政治领域并没有实现融合安定的局面，反而时常爆发种族冲突，数百万的马来西亚华人正是在歧视性种族政策的夹缝中生存。早期的华人虽然身处马来西亚，但大多都以侨民自居，他们心向中国，坚守着中华传统的文化习俗，并希冀终有一天能够重返故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情境的戏剧性变化，马来西亚华人逐渐意识到“重返故土”之不可能，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寻常人而言，“生存”始终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有关国家、命运、种族等宏大的议题并非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所在”。马来西亚华人长期扎根在蕉风椰雨的马来西亚，面对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久而久之自然产生在地的认同感，对于马华作家而言他们“身处东南亚文化圈内，认同同一文化圈内不同国度中的多样存在，寻求中华文化传统的南迁史迹”[2]13。然而从枝叶飘零到落地生根，在这漫长的时间背后是数百万华人艰辛生存境遇的历史缩影。

1.2.2 情境教学的实施。课堂中，每组学生按自己分配的角色进行扮演，扮演患者的学生再现病例中的症状、体征，扮演接诊护士的同学完成患者的入院护理，扮演医生的同学收集病史资料、得出医疗诊断，制定诊疗计划并开出各项医嘱。扮演责任护士的学生进行床边康复护理评估，主要包括专科护理评估内容，如病例中涉及的主要症状、阳性体征等，评估结束后，对所有评估内容进行汇报、提出护理问题、制订护理目标、护理计划及健康教育等。每个情境模拟场景结束后，组间进行讨论，教师最后予以总结、评价，主要流程下。

最早进入马来西亚领土的华人往往同大多数人一样，从事最艰辛的工作，他们凭借超出常人的坚韧与毅力一步步立住脚跟。马来西亚的独立无疑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意识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几代人的落叶生根使得青年华人对马来西亚本土的认同更胜于那个遥远的、想象的中国原乡，面对“国家”的独立，他们同样欢呼雀跃，希望能在“新世界”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总是由太多的偏见、对抗、暴力所支配，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遇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独立而有所好转，相反，种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愈加明显。在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共同生活的国家里，种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触目惊心，最终演变成马来西亚建国后最黑暗的一天——“五一三事件”。自“五一三事件”以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一落千丈，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进退失据。 “华人在政治上的挫败，必然使他们对政治途径的拯救方式不存在过高的奢想，使他们更自觉运用华人民间力量去对抗官方。”[3]31 在教育方面是很好的例证，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步履维艰，由于得不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华人只能自费筹建华校，华校毕业的学生却得不到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五一三事件后，国家教育政策的单元化倾向更加明显，政府对其他族群语言、教育的限制更加苛刻。”[4]136 如此种种，使得众多有条件的华人子弟走上出国深造的道路，黄锦树正是其中一员。

黄锦树钟情于死亡书写，“不论讽刺白描或乡愁小品，你都能感觉字里行间溅着血光”“杀气与离乱和死亡分不开，黄锦树的作品大量处理失踪、离散、死亡的题材”[8]369。在他笔下，“父亲”始终处于缺席与死亡的状态，在小说《雨》《旧家的火》《乌暗暝》中，父亲往往没有什么文化，对待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他们沉默寡言，拘囿在丛林之中，将自身与外界隔绝，处在缄默、失语的状态。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在他的小说中常失去合法性，他们无力做出任何改变，面对纷繁变化的世事也只是消极地退避，历史的暴力将其平静的生活摧毁，父亲已死，孩子势必要走出丛林，到更开阔的世界中去。

沈璟的改编原则是基于协调音律、使作品适合演出的考虑，是以音律问题为戏曲审美的核心；汤显祖对沈璟改编《牡丹亭》不满的原因，在于认为这一作法损伤了作品力图表现的自我体认，所谓“彼恶知曲意哉”，反映出汤显祖认为曲应注重作家心灵、精神层面的书写，以文学审美为核心。这种核心因素的变异，也是嘉、万文人自觉修正元代以来曲学理论的必然结果。

对于华文作家而言，即使历经数代，从枝叶飘零到落地生根，但中华文化已流入个体的骨血中，第一代华人的认知、情感、性格本就生发于中华文化中，即使漂洋过海置身他乡也不可能完全消弭掉自身的文化属性。对于新生代华人而言，中国与中国性往往成为想象之物，他们长期浸染在所居的本土文化中，虽为华人，如若没有接触到中华文化的传统教育，自然不会有中国性的文化传承，但并不是说中国性就此中断。每个华人内心都潜藏着一个想象的中国，族裔之间的间隔与认同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消解，来自“想象中国”的召唤潜伏在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悬浮的幽灵，有时也是文化身份追寻的旨归。

所谓中国性“主要是指向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中国的哲思，如儒、释、道思想”[13]39-47。中国性，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特质、特色与特性，它能够鲜明的标识出主体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个体与群体的身份标识，人是文化性动物，任何个体都无法规避族群、地域文化带来的人格与心理塑造。

二、“再造”的历史：死亡与失根的书写

“历史是它所是的样子，不管历史的本质，还是历史的目标，它们取决于我们所选定的视角。”[7]3历史与记忆相互勾连，当记忆的闸门打开，主体对历史的追思、回顾往往是一种艺术与观念的“再创作”。

在小说《落雨的小镇》中，“我”乘车寻找离家出走的妹妹，一路穿行在潮湿、阴暗的南方小镇上，它们千篇一律，都爬满历史沧桑的痕迹，“我”的寻找始终无望，妹妹像是不存在的符号，“我”反而在这些南方的小镇看到百年历史沉重的缩影。“我”想到与妹妹小时候丛林中的生活，想到一个普通的胶工家庭面临的历史暴力，想到日军攻陷小镇时的情形，“在几近完美的杀戮之后，他们搜索生还的女人，从容享用热腾腾的早餐，踩遍数百亩的黄梨园，搜刮一番之后，在雨林中掖着冒烟的枪和红肿脱皮的阳具，把死尸一一抛入河中，所有残存的呻吟都给刺刀戮成寂静”[9]68。黄锦树小说中直面历史暴力下的死亡场景，那些充满血腥的杀戮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冲击，而被杀戮者往往是马来西亚华人。同样，在小说集《雨》的创作中，黄锦树或是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里获得灵感，博尔赫斯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10]97。博尔赫斯擅于在小说中营造时间与空间的迷宫，在他笔下不同的时空通道会造成不同的故事与情节。在黄锦树的小说集《雨》中，他用八篇人物、环境近似相同而情节迥异的小说组成“《雨》作品序列”，在这八篇小说里，以主人翁“辛”一家人的历史境遇为叙述支点，黄锦树为读者呈现了神秘华人身居雨林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八篇小说时间跨越将近半个多世纪，令人称赞的是，每一篇故事没有固定的结局，小说的故事情节扭曲在时间与空间的形变中，例如在《雨》作品一号《老虎，老虎》中，五岁的辛最后奔跑着迎向两只老虎，预示着辛的死亡。在《雨》作品二号《树顶》里，辛再次复活，而辛的父亲在雨林中乘着小舟离奇失踪。《雨》三号作品《水窟边》“辛”再次成为死亡的主角，黄锦树正是要用辛一家的“离奇”故事呈现个体命运在历史情境中的诸多可能。在他笔下，每一条“分岔的小路”都预示着人物走进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因此辛一家人的故事永远充满变数和可能性，黄锦树试图让相同的人物走进不同的历史通道中，人物本身是谁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都逃避不了悲剧的历史命运，逃脱不了历史暴力对个体造成的伤痛。在黄锦树笔下的历史书写“不是依靠经验和知识的背景重构，更多的是发挥想象的意义重构”[11]180。黄锦树在小说中不仅展现南洋华人近百年来多舛的命运，更呈现了他们从身处异地到扎根本土的艰难转变，在多元芜杂的社群中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做出选择。他小说中的华人形象总是坚韧的适应着环境的转变，生命的苦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华人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断向前看，把过去忘掉”[12]250。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观念史”，人们总试图还原客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但纯粹的客观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件只能存在于它当时的情境中，一旦被叙述就会经由人的观念与意识的过滤。历史更是权力言说的体现，历史叙述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当权者手中，长期以来，面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华人却吊诡的处于失语的状态。马来西亚对种族、政治方面的话语钳制颇为严厉，对“不可触及敏感问题的共识，却成为一张无形自我钳制的网，无处不在”[5]78。历史以无情之力在他们身上施加苦痛，造成无数人命运的延宕，华人坚韧地走过历史的泥淖，却又从“被抛弃”的宿命中惊醒。对于历史，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言说成为一种罪过。

黄锦树正是以父亲的“缺席”暗喻华人的失根状态，历经百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真的有“落地生根”吗？这是黄锦树的诛心之论。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泥土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然而历史并未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族群之间的冲突造成政治上的失语状态，同时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新加坡不同，华人的身份认同往往伴随着在地经验的获得，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相对单一的种族环境并没有滋生像马来西亚那样激烈的种族对立，因此新加坡重点发展经济，占绝大多数的华人并未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政治上也未受到歧视，故此新加坡的华人对本土的认同感很强，侨民意识早已被本土意识所取代。而反观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遇长期受到排挤、压制，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又被歧视性的种族政治所伤害，马来西亚华人对本土的认同感大大削弱，始终保持着一种“失根”的状态。

黄锦树试图为在历史暴力中死去的华人树碑立传，使他们不至于泯灭于官方的历史叙述中。他以浓重的笔墨呈现历史的残酷之处，生命不断承受着灾难的侵蚀。在黄锦树笔下，有时人活得像个动物、施暴者像丛林中的猛兽，蛰伏在深处，在不经意间发动袭击，事后又遁入丛林，无声无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受难者则像被束缚的猪羊，倒在猛兽嗜血的齿爪下，待猛兽遁走，猪羊暴尸在家园的土地上，任由密集而疯狂的白蚁侵蚀其肉，最后成为雨林中一堆寂静的尸骨，在潮湿的丛林中被分解，迅速的消失于无形之中。人的生命在暴力的摧残下迅速的消亡，苍茫的雨林成为他们最终丧身之地，仿佛并不曾来到过这个世界，唯有雨林见证了一切隐秘的罪恶和弱者的哀鸣。

纵观马华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始终笼罩着阴郁的风格，无论是老一辈的北方北、原上草，还是新生代的李永平、商晚筠、张贵兴、黄锦树，历史在他们笔下不尽相同，每位作家凭借各自的艺术品位和思想观念来重构历史情境，但不变的是他们共同建构了一个阴沉的、压抑的、充满死亡、苦难的华人生存的历史空间。马华文学中，很少有喜剧作品，多以低沉的悲剧创作为主。黄锦树始终有再造历史的野心，在他的小说中马来西亚百年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从未缺席，当权者所规训的“敏感”地带他亦熟视无睹，殖民地的压迫、种族冲突、马共书写成为他小说中常见的元素。历史在他笔下产生了形变，更确切地说他试图建构的是他心中的马来西亚华人史。作为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一代，黄锦树摒弃了被马华文坛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熟稔的运用现代技法在小说形式上出奇翻新，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不仅在形式上是现代主义的，在内容方面也充满了现代主义的精神气息。黄锦树的小说承载着更多小说之外的东西，他的小说里时常出现种族、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命题，写到尽兴处更有自我的一番剖析与议论，甚至让人分不清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谁才是真正的叙述者。他的小说常以浓墨重彩来呈现华人生存的环境，胶林、小镇、雨林、猛兽成为其钟情的元素，马来西亚的雨林充满不为人知的秘密，阴暗潮湿的住所，被情欲折磨的男人，总是处于失踪、死亡状态的父亲成为黄锦树小说中别样的风景。

黄锦树以自我经验为基础，以浓重的笔墨书写华人的历史境遇，在他笔下，雨林成为历史最“客观”的见证者。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华人居住在胶林深处，百年来承受着历史暴力的摧残，他们的出生是无声无息的，呼吸着丛林的气息，他们的死同样是悄无声息的，尸骨在丛林中分解，他们注定无法走进“正史”，甚至连名字都无从记载，生命就如同雨林中的植物、自生自灭。

三、解构与重构：直面中国性的想象

黄锦树在众多马华旅台作家中最具代表性，无论是他的小说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让人感受到他强烈的表达欲望，他的表达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而通常是直指问题所在的诛心之论，当然，有时也能看出他急于言说而夹带的“私货”。从《死在南方》《鱼骸》《胶林深处》到最新的小说集《雨》，他小说中浓郁的历史情境、文化讽刺、个人私语一以贯之，他以充满阴郁、奇幻近乎变态的笔法试图重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更为有趣的是，旅台马华作家的众多作品几乎全在台湾出版发行，对于马来西亚本土而言，他们的作品无疑触动了政治敏感的神经。相较于以往的马华作品，他们试图以文学为志业建构出华人在马来西亚生存的历史情境，结束华人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他们对于历史的呈现和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一种反抗的姿态。

20 世纪80 年代，马华文学中的新生力量开始登上文坛舞台。作为新生代，他们有与众不同的“世界眼光”，不再将文学视野局限于一时一地。他们具有鲜明的表达欲望与颠覆意识，这其中以马华旅台作家最具代表性。身处异地，相较于国内的作家，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言说空间和言说自由。以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为代表的旅台作家拥有着超出常人的表达欲望，他们“肆无忌惮”地以自我意识重构历史，仿佛压抑在几代华人心中的不满与愤懑都借由他们的文学之笔倾诉出来。马华旅台作家在台湾和华文作家圈中引起很大的重视，对于他们而言历史“无论是否被承认，都在目前诸多身份认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6]5。他们的作品往往聚焦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遇，直面历史造就的苦难，直面个体在种族、政治夹缝中的命运。

谈及中国性要避免陷入大中华主义的泥淖中，中国性仅仅是一种文化表征而不应成为文化宰制的权力话语。对于马华文学而言，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纠葛自马华文学诞生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究竟是传承中华文化，不忘中国性文化表征，还是坚守本土意识，书写本土风景？马华文学诞生之初以侨民文学自居，从大陆中国南下的文人在马来西亚办刊办报，宣扬革命理念以响应大陆，那时作家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很明确——南来的侨民，并不存在身份的迷失。张锦忠指出，早期的马华文学更像是离境的中国文学，但“离境不是一个静止、固着的现象；相反的，离境是在不断地流动”[14]43。随着数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耕耘劳作，对于大多数华人而言，回归“故国”已然成为奢求，他们扎根于马来西亚，在此繁衍生息。在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前关于马华文学问题的争论已经凸显了本土意识的觉醒，马来西亚华人对自身的定位也逐渐从侨民转化为马来西亚公民。但来自母体的文化并没有随着马来西亚华人身份的转变而消失，作为数量庞大的华人群体，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一直都不容小觑。华校、华教在传承中华文化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华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一直薪火相传，从未断绝，进入20世纪80 年代，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不满于马华文坛现状，他们批评对中国性的迷恋使得马华文学失去自身的主体性“成为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与障碍，迅速的做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地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人物”[15]45-50 以黄锦树为代表的作家、批评家开始重新估量马华文学的过去与未来。黄锦树提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性》中指出“华人对祖国事务持续性的直接参与让他们在意识上一直无法离开中国，甚至把南洋的版图在内心里归并入中国的想象共同体中。”[16]105 他提出的马华文学的“表演性”引起巨大争论，中国性与中国意识在黄锦树的论述中成了吊诡的存在，他试图解构马来西亚华人念兹在兹的中国性/中华性，并试图建构起属于马来西亚本土的华文文学版图。中国性在黄锦树笔下成了解构与戏谑的对象，阅读他的小说，他用最为鲜明的中国元素来拆解、讽刺中国性在南洋本土的无效性。

(2)其缺点是需要使用大量的语料进行训练，训练时间较长。单纯基于字面匹配的传统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的优点是计算速度快，缺点是只考虑了不同文本中相同单词数量，没有考虑单词的语义语法信息，结果精度低。因此，有待对基于多层CNN、多层LSTM、基于Attention机制的LSTM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进行研究，通过实验对比找出效果更好的模型。

在《鱼骸》一文中，开篇引用了罗振玉、王国维、罗振常等学者关于甲骨文的论述，小说以“甲骨文”这一独具中国文化表征的元素贯穿始终，讲述兄弟之间在漫长历史中命运的延宕，哥哥加入马共成为“红色”理想的牺牲者，而我“最”终辗转他乡，成为一名迷恋甲骨的学者。不同的命运选择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通篇弥漫着中国元素与中国意象，在台北的书斋里，弟弟终日沉迷于“中国符号”的呓语之中，未老先衰的躯体像是暮鼓晨钟的“中国”。红色、甲骨、书斋、祭奠，这篇篇幅短小的小说融入了大量的中国符号，但兄弟二人的人生境遇似乎又隐喻了中国性的衰朽无力，中国性是充满魔力的所在，它是想象之物却又引诱着兄弟二人进入迷狂的状态。弟弟沉浸在象征中国的“甲骨”之中，对着甲骨宣泄情欲，他始终处于委顿的状态，与周围事物绝缘，将自我封闭在想象的迷思之中。黄锦树借此隐喻马来西亚华人迷恋中国性导致的主体性的消失与生命力的委顿。

一直以来，郁达夫下南洋，在马来西亚的命运吸引着马华作家创作的视线，作为下南洋传播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大陆文人，郁达夫的南洋命运充满中国性的文化表征。黄锦树创作了众多与郁达夫相关的小说，《死在南方》《零余者的背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他笔下，他拆解了马华作家赋予郁达夫离奇死亡的各种文化意义的探寻，以近乎纪实风格对郁达夫的南洋生活作世俗的描写。黄锦树在小说中通过不同人之口呈现化身“赵廉”的郁达夫的日常生活，他引用日本学者关于郁达夫命运的研究资料作为小说拆解的对象，指出日本学者对郁达夫死亡的种种过度阐释与消费行为。小说中我受到郁达夫的感召，近乎疯狂地模仿郁达夫的笔记。在黄锦树笔下，更多的是呈现出南洋郁达夫置身异地私人性的隐忧与哀乐。不可否认，黄锦树对郁达夫怀着崇敬之心，但在小说创作中，对南洋郁达夫的塑造更多的是拆解其背后的神圣化，对马华作家迷恋郁达夫文化“幽灵”的姿态进行嘲讽，以此“颠覆南洋郁达夫在马华文学中崇高、权威等固有的传统大师形象”[17]161-170。

2.2.5 水煎煮提取工艺正交试验 根据上述的药效筛选结果，对水煎煮提取工艺进行正交试验，以君药黄芪中黄芪甲苷含量（Y1）和固形物质量（Y2）为评价指标，并分别赋予权重系数0.6和0.4，计算综合评分值[Y，Yi＝(X1i/X1max×0.6＋X2i/X2max×0.4)×100]，对影响煎煮的加水量（A）、煎煮时间（B）和煎煮次数（C）进行优选。因素与水平见表3。

中国性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标识，本无可厚非，对于马华文学而言，黄锦树对中国性的揶揄与抵抗时常给人矫枉过正之感。同样，在他有关马华文学中国性的论述与实际创作之间，依然存在着悖论，一方面他对中国性持批判态度，主张树立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却始终笼罩在中国风格之中，大量的中国性元素、传统文化贯注其间，他所擅长运用的恰是其极力反对的。诚然，马来西亚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国，理应树立起马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但主体性的建构难道仅仅靠“去中国性”就能达成吗？换而言之，为何近百年过去了，中国性的“幽灵”依然徘徊在南洋的上空？

海外华人对中国性的追求是诸多复杂合力的结果，前文已提及，身份认同是决定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追求的重要原因。身份认同感的缺乏必然使得马来西亚华人折返于对遥远“中国”的向往，中国性更确切地说仅仅是一种想象的符号，既然本土的政治、文化空间无法给予自身安全感与认同感，那么将精神与文化追求寄托于图腾式的“中国想象”又有什么值得盛气指摘的呢？ 其次，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众多，大聚居的形式势必唤醒族群对母体文化想象与追寻，正如安德森所言，“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8]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直以来在艰难中前行，使得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于方寸之间。如若马来西亚华人只是零星的扎根于马来西亚本土，对中国性的坚守与否又当是另一种情形。

结 语

黄锦树在他的小说中力图呈现马来西亚华人近百年的受难史，建构起主流历史叙述之外的历史空间。马华文学中“挥之不去”的中国性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图腾符号，它在复杂的现实境遇中抚慰缺乏本土认同与安全感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坚守中国性与树立主体意识并非二元对立，更多时候是马华作家面对“经典缺席”时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当中国性作为一种方法存在时，它同样能激发马华作家的文学创作，关键是作家主体能否以深邃的思想与艺术境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用实力说话”有时显得过于武断，但亦是主体性建构中切实的标尺，有了经典作品，中国性的有无似乎都不再重要，迷恋与割裂都是极端的做法，扎根本土，在多元融合中找寻文化方向才是马华文学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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