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时期，它承接了前面的汉朝与后面的唐朝两大统一强盛的王朝。统一与分裂的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但如仅从思想观念方面，则主要就是大一统与门阀士族的家族本位主义，前者促进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后者加速国家的分裂动荡。

一

大一统是不少先秦诸子共有的观念，而汉代公羊派学者借助《春秋》第一次做了集中鲜明的揭示。《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王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1元年即国君即位的起始年。作为记载鲁国为主的史书《春秋》，不重点记载鲁隐公即位一事，反而要特意地记下“王正月”，究竟是何意？公羊家认为“王”指的是周文王，“王正月”指周文王的正朔的正月。新王登基必改正朔，这是受命于天的象征，而奉行某人的正朔就意味着奉某人为王，所以《春秋》于鲁隐公即位元年特书“王正月”即是要体现“大一统”观念，强调天下总系于周之一统。刘尚慈认为：“一统，指天下总系于一，总摄于一。‘一统’是植根于孔子世界大同理想的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普天之下，土地人民，定于一尊之王；王室诸侯、上下内外、政治制度、礼仪教化，始于一、归于一的王道政治。”[1]2

大一统是一个包含着政治、地理、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政治上，强调天子号令天下，诸侯不得自专，意识形态方面，它也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依据。从地域民族看，大一统的观念并非仅包括中原地区或某一特定区域，也并非仅指汉族，而是囊括了整个华夏中国和众多民族，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在持续的冲突融合中不断地拓展与延伸。从文化看，古代历来重视华夷之辨，但并不拘执于民族血缘、地理区域等界限，而更重在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中原诸侯国的礼乐文明程度本来较边境民族为高，但如果其行径丧失礼乐文明，则成为“新夷狄”；而边境民族如果提升了礼乐文明，则成为“新中国”。①后来韩愈概括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29 这种华夷观的本质在于把文明程度视为判断民族界限的标准，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认同。汉武帝通西南夷，有一部分反对，认为“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 [3]625，并搬出羁縻勿绝的传统民族政策。司马相如做出反驳。他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3]626。所谓“兼容并包”即是要把华（中原地区）和夷（边境民族）合为一体。如果不通西南夷则“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而夷狄殊俗之国，辽接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乃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3]626 司马相如辨别华夷的观点跟《春秋》一样着眼于礼乐文明，竭力推广华夏文明于边境民族，使偏远之地不闭塞，落后文明得到提升，从而最终消除彼此的战争。秦汉的统一，总是伴随着华夷的战争与郡县制的推广，但深层次的是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的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最终达到“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的安康局面。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分为许多诸侯国，各自为政，在民族上也分裂为不同的种族、部族和部落，当时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而汉朝把不同的部落种族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故而冯友兰认为“‘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是民族政策的根本” [4]57，但也不仅仅如此，它还意味着皇帝权威、郡县制、地理边疆、礼乐文化等的多层次的拓展延伸，所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是大一统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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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从长期的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由汉朝奠定的大一统观念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学者Charles Holcombe 指出：“关于秦汉两朝帝国传统的记忆，延续贯穿了整个分裂时期。不仅那些渴求重现帝国雄伟气象的帝王心存此念，那将一己之势位富贵依托于帝国政治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上的士族阶层亦复如此。”[5]143 刘宋时期的颜延之，在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用文人的笔墨描绘了想象中的北伐成功后的大一统情形：“有宋函夏，帝图宏远。”[3]645 函夏即包涵诸夏，而当时刘宋实只统治南方中国而已。他进一步渲染：“列燧千城，通驿万里。穹居之君，内首禀朔；卉服之君，回面受吏”，“将徙县中宇，张乐岱郊。” [3]646 他希望刘宋王朝的烽燧驿站能设置于千城万里，北方居住在穹庐里的匈奴首领能内附接受王朝的正朔，东南穿着葛布衣服的蛮君能内附接受任命，然后将迁都到作为天下中心的洛阳，并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随后萧齐的王融又在同题的作品中，把这种想象中的情景用更华丽夸张的笔墨重新描绘了一次。南朝的统治者并非仅是想象，也屡次发动北伐，如刘宋一朝，便于元嘉七年（430）、二七年（450）、二九年（452）连续主动发起征讨，唯所有的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一份外交使书的慰问套语的改变能够充分表现南北双方大一统的心态。魏、梁通好，双方早期使书的慰问语都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梁朝使书便把称呼对方的“彼”字去掉，而自称还是用“此”。接着北魏则干脆把“彼”“此”都去掉，改为“想境内清晏，今万国清和”，最终双方都采用这种用语。[6]486 把表示对等并立的“彼”“此”改为“境内”“万国”，就是自视己方为天子而对方仅只是封国，是君臣关系，体现的是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观念。

王老鼠要养鱼了（ 下）（龚祥根等） ............................................................................................................ 8-60

分裂局面最终是由北朝统一南朝，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西魏宇文泰是关键。苻坚采取了多项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第二，打击氐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清明些；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崇尚儒学。他大举进攻东晋，意在统一全国。王猛去世，他痛惜于失去一个“平一六合”的好帮手。他一再坚持南伐东晋的理由是：“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指释道安）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7]2914。苻坚平定了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而对其国君及宗室委以重任。许多人都建议苻坚斩草除根，苻坚不同意，理由是“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7]2896。他派吕光率军讨定西域，理由是“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 [7]2911后又诫吕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7]2914 苻坚所一再提及的榜样是秦始皇、汉武帝、晋武帝等统一全国的帝王，他的终极目标是混六合为一家，企求着“兼容并包”“遐迩一体”。

（3）林业技术推广模式陈旧。传统进行林业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依靠的是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需要大量的人力、效率十分的低下，而且林农的技术本身就比较薄弱，林业技术推广根本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长时间下去，农户不断浪费了时间，但是林业生态技术的好处却是丝毫没有体验到，大大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门阀士族持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家族观，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王朝兴衰之上，“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10]438。

门阀士族并不需要在履行行政职能方面有多优秀，也并不需要献身皇帝来获得恩宠，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依据的是他们出身的门第的高低。南朝梁史学家萧子良把这一点揭示得非常清楚：“自是（指东晋）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10]438-439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门阀士族不能称之为贵族，因为他们的封号并非来自世袭，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他们仍在朝廷任职，通过担任官职占有权力，但他们通过操纵九品中正制不遗余力的抑挤寒族的上升，让朝廷的清显职位只能落在门阀士族之内。某些家族的地位有升有降，但对整个士族阶层而言，却长期的保持着对寒族的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特权。门第保证了他们需要的一切，并把孝德推向至上的位置，用以增强家族内部的团结及推卸对皇权、国家的责任。门阀士族的日趋贵族化、封闭化与孝德的日益膨胀是互为因果的。

魏晋南北朝的漫长社会，长期由百余个门阀士族主导控制，但令人惊诧的是他们对于君主安危、对政治、国家的冷漠程度。干宝《晋纪总论》论西晋官吏情况：“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3]692-693 官员的职责本应是勤恪的处理政务，西晋的朝廷却形成了极端扭曲的价值观。那些忙到晚上都没时间进餐、日夜不懈的官员却反被嘲笑，被认为卑贱如灰尘，那些要求严肃整顿吏治的官员被当作俗吏。而那些对着文件却连看都不看立刻签署的官员却被认为是清高，那些借口虚旷超脱而其实唯在固位保禄、毫无廉耻的人都名重海内而身居高职。《晋书·卞壸传》：“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宏，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7]1871。王导、庾亮和阮孚都是朝廷大臣与大名士，这些门阀名士所谓的“道德恢宏，风流相尚”无非就是干宝所批评的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而均负海内重名的人，而像卞壸这样“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的却反而成为被侮辱的人。卞壸自嘲“执鄙吝”的愤慨足见东晋官员的荒谬价值观。

二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农资公司董事长王文，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程东，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琦翔和副总经理张子辉等美丰公司高层领导出席，与经销商一道共叙厂商发展新未来。峰会由农资公司副总经理张子辉主持。

例如2016年广东省中考题第14题，已知了电阻甲和乙的IU，可以得出电阻乙的阻值为6Ω，若把电阻甲和乙并联后接在电压为6V电源两端时，则干路的总电阻为多少？总功率为多少？

在伦理道德上，门阀士族认为孝重于忠。王祥、荀顗、何曾为西晋大臣，是著名的孝子，王祥庸庸碌碌，而荀顗、何曾却是典型的奸佞。荀顗毫无正直节操，唯知迎合谄媚贾充、荀勖。贾充女贾南凤相貌黑丑短小，性情残虐，而他却褒扬贾充女姿德淑茂，并极力促成贾充女成为太子妃。何曾更以生活奢侈著名：性豪奢，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兴味，过于王者。每次皇帝宴请，他嫌弃朝廷太官所做酒食，自带食物。每日膳食花费万钱，犹说根本没有下箸处，屡次被弹劾奢汰无度。都官从事刘享曾上奏揭露其华侈，以铜钩纼车，莹牛蹄角。何曾即辟刘享为掾属，常因小事对刘享施以杖罚。其外宽内忌，皆此类。他同荀顗一样毫无政治节操，唯知迎合贾充，沆瀣一气。对西晋的政治生态及奢侈腐烂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刚直著称的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何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7]997-998 孝德被提高到最为极端的地位，因而一孝便可遮百丑。据《邴原别传》记载，曹丕曾与群贤讨论君父先后的问题，举了一个两难问题：假如仅有一颗药丸，只能医治一个，而君父都病重，究竟是应该给君还是父？众人说法不一。曹丕咨询邴原，原勃然对曰：“父也。”曹丕也不再诘难。《世说新语·轻诋》载：“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11]986 刘孝标注在引用了上述《邴原别传》的记载后评论曰：“君亲相较，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11]986 曹丕、简文帝自然希望臣子认为君先于臣，但臣子的回答却完全相反。而无论曹丕还是简文帝都不便当面反驳。至于刘孝标则认为君亲相比较，历来是亲重于君，不满简文帝背后责备许询。曹丕邴原为三国魏时人，简文帝许询为东晋，刘孝标为南梁萧梁时期，可见当时先父后君的观念。

北魏继前秦后又再次统一北中国。孝文帝由旧都平城迁都洛阳，展开了更大规模更深层面的汉化，涉及经济、政治、语言、习俗等等。这既是继承了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的成果，又对这种融合的趋势以相当有力的推动。而为北方统一中国奠定最后基础的则是西魏宇文泰所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宇文泰占据关中，与定都邺城的东魏、定都建康的梁朝鼎足而立。三方中，西魏明显处于最劣势，而区域内杂居自着外徒入的鲜卑等少数民族及胡化的汉族，以及原居于关中的汉族与其他各族，民族矛盾颇复杂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各民族融为一体，“非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关系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种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民族之要道。在此以前，秦苻坚、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余仅一宇文泰之新途径而已。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8]198。北朝强弱取决于民族融合的顺利与否，前秦北魏的强盛与最终的分崩离析都由于此，而西魏的成功并由继承西魏的隋朝最终实现统一南北的历史任务，也由于此。其中清晰的趋势就是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融合。

而南北战争之所以不是民族侵略战争而是统一战争，则是因为战争的性质并不取决于皇帝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就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9]226。纵观这段漫长的分裂历史，某一士族家族的兴衰与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具重要意义，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民族融合的成果、国家的重新统一及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

门阀士族对政治的蔑视，只是舍弃这些官职的职务操劳及责任而已，但依然会不择手段攫取这些官职所附带的权利。“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子弟，陵迈超载，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3]693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官僚机构都相当烦冗臃肿。根据宋代洪迈对一个晋碑《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的研究，这个碑的背部所刻的太守掾史以下属吏竟总共高达351 人。其中议曹祭酒11 人，掾29 人，诸曹掾、史、书佐、循行、干131 人，从掾位者96 人，从史者31 人，部曲督将29 人。而当时南乡郡所辖8 县户口也不过2 万余户，平均每位官吏辖仅60 户，缴纳赋税的百姓与靠赋税取俸禄的官吏的比例竟高到如此令人震惊的地步，以致洪迈极其感叹“民力安不困哉”[12]147。直至梁末陈朝，尚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13]333。官僚机构的臃肿自然是士族抢占政治利益的结果。所以士族虽然创造出相当丰富灿烂的文化艺术，但却是社会的寄生虫，是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的主因。

三

传统大一统观念的最终归宿是皇权专制，而其利弊应该具体分析。就南北朝而言，“士族阶层榨取国家资源以满足个人得益，从这层意义上，他们是依附在国家肌体上的寄生虫。但最终也正是寄生的特性，使得士族阶层一直依赖国家，一旦中央集权制度的复兴提上日程，他们势必首当其冲成为冲击的对象”[5]143。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自隋唐起科举制度的实行。这种制度取代了贵族社会的九品中正制，培养了更符合国家管理和中央集权的职业文官，并最终取代了南北朝的士族。许许多多的下层庶民通过科举成为官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升降流动，激发了社会的活力。皇权的专制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日益平等。而随着古代中国后期皇权的日趋极端及腐败，最终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面，它被消灭又是历史的必然。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突出传统的天下观，就是意图于专制皇权之外另觅得一种能够维系大一统的共同观念基础。如黄宗羲便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晋、宋、齐梁等政权的兴亡跟国家的治乱无关。顾炎武严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他认为一家一姓的皇权的灭亡是谓亡国，而无仁义道德、无君无父即谓亡天下。黄、顾两人或强调万民忧乐或强调道德文化的保持，而反对把皇权兴亡等同于国家兴衰的观念却完全一致。民国以来相当多的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属于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罗素认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雷海宗认为，大家族制诚然是维持中国社会牢固的安定力量，使得它经过无数大小变乱而不解体，然而却是与国家根本不并立的。中国自春秋以后，宗法衰落，乃见国家雏形；战国七雄始为真统一完备的国家，到汉代家族兴盛了，又不成为一个国家了。而罗梦册《中国论》一书强调中国为“天下国”。梁漱溟在引述以上3 人观点后认为“凡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者，大错误”，“而其认为中国为一特殊之事，不属普通国家类型，却相同”，因此他把中国不属于普通国家类型列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14]22-23 至于中国究竟应属于什么类型的国家，梁漱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1991 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发表题为《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的文章。认为“中国性”并非仅仅是一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指涉，同时也囊括了文化和族群层面的丰富内涵。因此，即使是那些居住于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人仍然可以因为共同的族群祖先与相似的文化背景而被视为“文化上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文化中国”的重要成员。华裔学者王晴佳把杜维明的观点与宋儒的正统论作了比较，指出：“质言之，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学虽然远隔数个世纪，但都因为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勃然的生命力，并致力于以‘文化中国’作为解释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理念。”[15]33-41 杜维明这篇文章发表于香港还没有回归之前，但现在祖国对香港恢复了主权，从政治、地理上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了。至于要从文化的角度把台湾地区这个“边缘”当作“中心”，即他标题中的“边缘中心论”的意思，则似乎也有替台湾与大陆争正统的用心。不同于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当前有一些学者提出“文明国家”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类型特征。如孙向晨指出：“对于有着这样一种以文明自许的传统来说，‘文明国家’的概念将比‘民族国家’的概念更有包容力，更具凝聚力，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也更能承载中国文化传统中强烈的天下意识。”[16]64-71

中国文化传统自有一套独特的国家理论，以上学者的讨论都是在这种深厚传统的基础上的展开。从历史上看，狭义的国家无非指皇帝或朝廷，广义的国家则从来不是从民族和种族的角度来认识与定义，甚至超越了地域与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本文前面所引的《公羊传》“新中国”“新夷狄”、韩愈“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说法，就是从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中国是什么”的问题的讨论恐怕很难有最终的结论，因为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会不断加深，而现实中的中国也处于不断变化日新之中，但无论如何，追求大一统，追求更高层次的“兼容并包”“遐迩一体”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注 释：

①参考《公羊传》对昭公23 年吴与中国诸国鸡父之战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对晋楚邲之战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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