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渝地区蛮酋土著的前生可追溯到先秦之时，根据《左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典籍所载，多用“荆蛮”泛而指称西南地区的蛮族大姓；秦汉时显得叛服不常，《史记》载：“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1]2284；三国时亦战火不断，据《蛮书》所载：“蜀忠武侯，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 [2]44，蜀章武二年，诸葛亮驻军佷山遣马良招抚武陵五溪蛮，有覃万传、盛开禧、曾仁辅、王载卿、邓迪古、唐英等蛮夷酋长，均受诸葛武侯之封，分别为五溪部长和细沙、遥望、走辟诸洞长官；唐宋以羁縻之，土司制度开始形成；经唐历宋到元时土司制度逐渐完备；蒙元时对西南地区的蛮族赐以蒙古族姓氏在内的一系列行政手段，进一步笼络招抚，如元世祖忽必烈以“赛因不花”之名赐播州土司杨汉英，《元史》列传第五十二载：“杨赛因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赛因不花，赐名也。”[3]3884一些世居其地的西南蛮族称其祖先为蒙古族，可视为蒙元地方姓治政效果在民间的长久遗存。如在鄂西南的唐崖土司谱中出现的一系列如“福寿不花”等姓氏，或与蒙元赐姓有关；明代中央王朝对于西南诸土司在招抚之后则设立了地方卫所以期屯戍、牵制、镇压。以鄂西南施州地区之卫所为例，《明史》载：“洪武十四年改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湖广都司” [4]7984，将洪武十四年六月始设置的初属夔州地区的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改置”于湖广都司名下，以加强对施州地区土司的管控，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以四川施州卫隶湖广都司。”[5]2214 在蓝玉等明将征伐鄂西南以后，于洪武二十三年“并州入卫”。在明清之际，土司制度逐步达到鼎盛，对于土司袭职一般而言需亲供文册以明先代世系、结状宗图以体勘作保、预造名册以先取备查，再辅以诰敕文书、告袭之薄、勘合照会等一系列程序，但在中央王朝动乱或把控不严之际诸土司亦另有一套合乎自身生存的承继法则。目前学界尚未对明朝万历年间夔州地区石柱女土司权力更迭之际的代袭之乱有过宏观与微观的双重把握与分析。明隆庆初年有金峒土叛覃壁的夺袭之乱，由于史料的相对匮乏与分散，一直以来对金峒土司反叛的具体过程与根本原因欠缺逻辑与理性的整理与分析。对于镇南土司本身复杂的权力更替与沿革变迁，以及镇南、忠峒、忠建、高罗等土司的集体冒袭事件亦缺乏入微探讨。

一、年幼代袭的还政之危

按照土司袭职惯例，父亡子袭，子幼妻袭，大体以血亲远近渐次代袭。渝东石柱马氏土司世居夔州路地区，道光《补辑石柱厅志?土司七》载：“马氏原籍陕之抚风县，汉新息侯伏波将军马援裔，代有世职”[6]81。到了马斗斛一代，“以开矿事，亏帑银五百金，部议革职”[7]74。马斗斛之妻覃氏乃忠路土司覃正纲之女，史载这位女土司素有智计武畧。覃氏参与了万历年的松潘之战，提兵大雪山有破击之功。《明史》卷二百一十二载：“调诸土兵，合官军凡十四万人。万历改元三月，毕集叙州，诱执阿苟，攻拔凌霄，进逼都寨。”[4]3745 松潘之战另见雍正《四川通志》所附《前明杨一桂雕剿处置人荒等三寨议》《处置风村白草投顺等番奏议》等，《万历武功录》载：“覃氏以妇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兰将军之风”[8]58160。在马斗斛“留系府狱”时，因“遗子千乘，甫十龄”未有达到承袭年龄，而以“印绶敕其母掌”[7]74。石砫司女土官覃氏行宣抚事之后与其夫族渐成水火不容之势，《明史》载万历二十二年，石柱土吏马邦聘预谋夺宣抚印，“与其党马斗斛、斗霖等，集众数千，围覃氏，纵火焚公私庐舍八十余所，杀掠一空”[4]8060。因覃氏代行司事多年故与其丈夫和马家族人间隙，加之其与播州杨应龙私下交好，“长子千乘失爱，暱次子千驷”[4]8060，这位秦良玉未来的丈夫马千乘虽是名正言顺的石柱宣抚司继承人，但明显已失爱于其母覃氏，所以酿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还政之危”。

此次石柱土司内部的争权之乱牵扯较广，以至于施州地区的散毛与唐崖土司亦携兵参与其中，据《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八十二载：“马斗斛擅操兵戈致部民马邦聘等相图报仇，而覃玉鉴、覃文瑞等与斗斛姻亲，轻自举兵助虐。” [5]5213 本来明朝廷曾移文湖广地区的抚按严行处办散毛覃玉鉴、唐崖覃文瑞等，以期杜绝兵端，但此事尚未了却，恰逢播州杨应龙预谋反叛，明朝廷对施州地区土司出兵石柱一事还未来得及详勘处理，而乱势渐近，或因考虑征调施州土兵围剿乱迹渐显的播州杨应龙而暂罢延缓此事。据《平播全书》卷七《咨复湖广》载，万历二十七年“调取施南、忠峒、散毛、塘（唐）崖等土司土兵前来彭武一带分布”；从《平播全书》卷八来看，明朝廷征调施州地区施南司土兵三千、容美司土兵二千、散毛司土兵一千，龙潭、大旺、忠峒、忠孝各五百土兵；《平播全书》卷十载：“施南、散毛、忠峒三司官兵八千员名奉调前来，协同湖、贵二省官兵由龙泉路分道进剿，出师已逾一月，率皆逗留不前，独施南官兵方报已破险关，复大战得胜，忠勇过人，实为奇捷”[9]577。《行重庆府发银赏龙泉功》：“十八日申酉戌三时，据称三土司飞报本日寅卯时播酋统马步四万名为老虎兵，二路包围关隘，我师参将王一桂、指挥唐一麒督施南等司宣抚等官分兵迎敌，从寅至未，血战百合，我兵虽少，杀贼万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未暇斩级同路将官远隔四十里，绝无一卒应援等情，连报到职。为照施南兵杀气百倍、以一当百，奋勇骁雄”[9]577。同治《来凤县志》亦载：“覃玉鉴（棨子）,万历二十八年,随总督李化龙平播有功,封镇远将军”[10]455。也就是说，播州之乱使得散毛、唐崖等司免受惩罚，并在此平播之役中颇有建树，如唐崖司在平播之役后的万历辛亥季才有了钦依峒主覃杰与印官田夫人所立之石人石马，所以此石雕实为纪覃文瑞的平播之功，此前相关文章分析此石为覃文瑞之父覃柱而造或有失偏颇。

万历二十三年石柱土司之乱，本来也已命四川抚按详勘其事，按谳其狱，此事还未有决断，《明史》列传第二百载，“会杨应龙反播州，覃与应龙为姻，而斗斛亦结应龙，两家观望，狱遂解”[4]8060。据《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八十四载，万历二十三年四月“国子监博士杨景淳奏杨应龙历代土司淫纵杀戮，固其常态”[5]5254。又因杨应龙“阴有据蜀志”，多结交拉拢周边势力，“应龙益结生苗，夺五司七姓地，并湖广四十八屯以畀之，岁出侵掠”[4]5984。《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六载石柱女土司“覃氏有智计，性淫，故与应龙通”[4]8060，其在万历年间倒向播州势力一方，抑或有借势稳固自身地位之嫌，而石柱马氏族人则与施州地区的唐崖与散毛等土酋大姓世为姻亲，故在势微之时施州地区唐崖、散毛等司也亲自出兵助阵以混搅局势。所以石柱土司万历二十二年的内部兵祸在微观层面来说是石柱马氏内族与女土官覃氏的内耗矛盾、权力之争，在宏观层面可以说是播州土司势力、夔州土司势力、施州土司势力的角逐与制衡。

九条“高压线”迟恒条条碰，说是碰，又像是在上面走钢丝，平衡功夫似乎不错，因为迄今为止，被他捅到的那些部门，只有来求情的，没有来问罪的，至少说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此人稳重。

明代的西南群山中，土司家族内部夺权与争袭现象常有发生。《明武宗实录》卷之一百五记载，明正德八年田世爵乃“容美宣抚司护印土官宣抚舍人” [5]2159，明正德十一年十二月“湖广容美宣抚司宣抚田秀爱其幼子世宗，将谋逐其兄白俚俾，而以世宗袭职，白俚俾恨之，诱强贼杀其父及世宗”[5]2822。所以，彼时作为护印舍人的田世爵应亲身经历与见证了容美土司内部王权更替承袭之时的血腥与残忍，当然，明太史严守升在《田氏世家》里也有相关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出入较大。《田氏世家》里记载“独世爵在襁褓”[12]86，考察其行文色彩，对容美土王田秀这位庶出的长子白俚俾可谓深恶痛绝，不仅指出他生得“豺身蜂目”，而且还“包藏祸心”，并且对这次夺权争袭做了“赵氏孤儿”式的故事性解读：这位长子在弘治十八年“并屠诸弟”之后，乃弑杀其父田秀于观音坡的河畔，而且尚在“襁褓”中的田世爵由其覃氏乳母背负出逃并且日夜奔赴桑植司，此间当然要使用调包计，“谋以己子代死”。[12]84 但无可否认，容美土司在这次夺权争袭的事件中得到了惨烈的教训，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也对此西南群山中上演的王廷之变下达过“以夷獠异类，难尽绳以法，令戒饬之” [5]2822 的诏令。

二、夺权争袭的权力博弈

土司承袭者年幼而亲属代袭，在明清土司时期并不鲜见，如唐崖土司民国石院子谱牒所载，“雍正十一年覃梓椿因老致故”，而其长子覃光烈“初冲年例未合，蒙督部節，照例提准夫人田氏护理司务，一载身故”。也是因继承者年龄未合律例而由其母代职行宣抚事。而后“于雍正十三年冬月二十八日恳求上折，邀价田房”[11]75。与此同时“椿祖胞弟梓桂代兄賷捧印箓，奉旨起省向化呈缴，蒙皇恩浩荡，于汉阳府给赐田宅”。末代土司覃光烈与其叔父覃梓桂也就是覃梓椿胞弟一起“于乾隆元年迁移赴省，仰荷皇恩，须给勅书”，完成改土归流的“呈缴”之事，而末代“覃光烈，政遇改设之祭，尚未承袭，回籍身故。生子覃世培，幼稚托孤于胞叔覃梓桂，暂旨祖代孙职，迁移汉阳西门外吴家厂，吴角老街署住居”。因覃梓桂没有子嗣，后覃光烈之子覃世培“于乾隆三十七年蒙各宪咨允准随，蒙兵部须给劄付，衹领赴标。于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督部堂三考，騐得人才壮健，弓马可观，准其入标食俸，候补在案；于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蒙督部堂委署督标左营右哨千总事务，遵于十五日到营任事；于四十八年五月内蒙古督部堂舒委署黄州协黄陂县汛千总事务”。也就是说，土司继承者年幼，其嫡系亲属或旁系亲属可代其袭职，但之后按照惯例理应还政于已成年的继承者，如唐崖土司覃梓桂一脉本身乏嗣，而后覃世培按例袭职，没有其他利益羁绊与权力牵扯，显得顺理成章而符合典制，因而没有出现年幼代袭之后的还政之危。

当然，金峒土舍覃壁夺印争权作为客观历史事件已坐实其事，但深究其作乱的原因尚不止于此，隆庆三年末金峒覃壁率先扣押施州卫指挥使一事则与“贡木”有关，乃是卫官与土司之间矛盾激化后的兵戎相见，而这一点被古今史家长久忽视。据《明穆宗实录》卷之五十三所载，湖广抚臣刘悫于隆庆五年正月上奏土舍覃壁之乱，其五条朝议之一说“施州卫三里延袤甚广，物产最饶，而卫官每肆朘削，致民逃匿诸土司为乱”，并强调称“征派卫官不得额外横索”[5]1321。《明史》亦载金峒地区“境内产杉木，尝鬻金三千贮库”[4]7988，自是有利可图。据归有光的《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记载，早在明朝嘉靖间“奉天殿灾，敕命大臣开府江陵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而此时“佥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峒”[15]，另据《四库全书总目?卯洞集四卷》提要所载，“嘉庆间，珊以庙工采木” [16]105。彼时作为王阳明的弟子徐珊也曾于嘉靖二十三年左右到达过鄂西南卯峒地区为明皇室采木以营建宫阙，所以鄂西南地区的木材资源甚为丰厚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在明代朝廷遣官、卫所世官、土酋大姓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中亦占据了重要因素。在各方势力达到平衡以后，明朝廷才“宜姑贷覃胜罪，削安抚司职改为峒长，听支罗所百户杨伟提调”[5]1320，将“元恶”除掉后，仅仅对覃壁长兄做了降职处理。综合以上，可说明施州金峒覃壁之乱乃是事出有因，既是一次土司内部的夺印之争，又是一次朝廷、卫官、土司之间权力较量的三方博弈。

对此明太史严守升所撰《田氏世家》亦作了相关记载：“金峒覃壁作乱，攻剽地方，为害颇剧。奉本省军门刘，调取军兵三千五百，随冯大参往征，直抵金峒，攻破黑洞”[12]91。卯洞司向明辅遂以计杀覃壁悍将蓝牯牛，并与诸土司过狗爬岩，“乘胜攻破壶瓶口、假角山、女儿寨”[11]87，并直指覃壁所据守的大悔寨。唐崖土司司主覃柱也参与此役，“奉调征剿金峒土叛覃壁，斩功九十三颗” [11]73，获得大寨、小寨。大旺司田清、腊壁司田奎等亦参与此次围剿。隆庆四年季夏，湖广参政冯成能纠集施州地区卫所官兵与诸司土兵“夜捣黑峒，火其营，遂擒元恶”[13]489 ，捉拿了前来请降的金峒土叛覃壁。《明穆宗实录》卷之七十所载，隆庆六年五月，“巡按湖广御史陈子阶勘上金峒贼覃壁之乱，官军破三寨斩首三百级降五百余人，叙巡抚刘悫、监军参政冯成能、副使张大业等功。”[5]1678（严守升在容美《田氏世家》里载连日计斩首六百有余有夸饰其功的嫌疑）据长阳普舍堂覃氏谱牒记载，在此次平乱之后，澧州地区的添平土司亦得到嘉奖；“巡按刘批：‘忠实任事，督兵不避艰险，擒斩以见奇功，先行嘉奖，以厣其余’。仰二道发荆州府，推官邹、通判陶，直姚宜都周荆州千户潘赍银十两，红缎二疋，到安乐营奖励。七月十二日，付弟覃继贤、房叔覃世泰随同卫指挥李仁宇，护解覃壁赴军门。”明嘉靖朝凌迪知所著的《万姓统谱》卷六十亦对此做了简略记载：“施州土官覃璧劫印、烝嫂，谋为不轨。慤上其逆状，讨之，亲书方畧，日致营中。覃璧力屈，自诣辕门伏辜，比罢兵”[14]912。

此夺权争袭现象在鄂西南地区土司统治时期可谓并不鲜见，据《明穆宗实录》卷之四十二所载，明朝隆庆二年施州地区的金峝土司土舍覃壁杀害仲兄劫印争权，按同治《来凤县志》卷之二十七：“金峝司舍人覃壁杀本官覃玺及陶指挥以下”，并于隆庆三年十二月“拒伤官军，巡抚都御史刘悫、巡按御史雷稽古请治失事诸臣罪”[15]1035，隆庆四年二月兵部复议，考虑到事发突然，而施州卫又孤悬于西南武陵群山之中，稍缓其责，将功折罪。得到穆宗皇帝朱载垕首肯后，即命刘悫联合其所督诸司相机行事，共同剿抚，以使得地方安泰。据施南明嘉庆丙辰《覃氏水源木本》显示，早在明朝隆庆三年冬腊月时金峒覃壁就已扣押了施州卫指挥使与一批施州地区的朝廷卫官，此扣官事件发生之后，添平土司覃继勋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奉密令星夜赶赴荆州商议“征金峒军情”，并于隆庆四年正月会同九溪卫指挥陈怀峰、武昌卫指挥参将沈礼、随同所带役把家丁等秘密遣道，直入金峒土司地界，当面传谕土舍覃壁，“取出施州卫指挥史陶汝，驿承娄朝阳，计擒刘凤成、左钦五”（长阳普舍堂《覃氏族谱》），并斩杀了覃壁的同党向应华的首级，而后“解报军门”。而在此前“扣官”事发之后巡抚刘悫即上书请罪失职，于隆庆四年二月受到隆庆皇帝朱载垕的敕令后，按兵部之议，刘悫即奉令容美土司田九龙，并调取兵将三千五百名随同征伐。长阳普舍堂《覃氏族谱》载监军守道冯成能另差“澧州千户金凤鸣至新施营，家兵五百名点发领征，社带土舍堂弟覃继贤、亲弟覃继芳，同容美田久峰，施南覃南坪，东乡覃东山，桑植裴舍、向中和，上、下峒长向国用合哨。五月十三日，公（覃继勋）遣家兵覃廷科，向卿导、王古牛，由小路暗兵打破最险地”。

目前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开始注意口腔方面的健康。临床上，口腔牙列疾病属于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此病的发病率是随着患者年龄增长而升高的，此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牙齿松动、咬合能力差以及牙髓炎症导致的疼痛等，对于有合并高血压、心脏病以及糖尿病等并发症有着较大的治疗难度。以往治疗口腔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口腔修复，但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会对患者牙齿的美观程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大部分患者都不太能够接受，目前正畸治疗正逐渐应用在了口腔修复的治疗中，保证牙齿的美观度[1]。在本次研究中，我院对口腔疾病患者的修复治疗中应用了正畸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镇南土司治地在今鄂西南宣恩县境南部，其辖地或与来凤县境东北部、湖南龙山县的西北部交错或接壤，其权力承袭与更替较为复杂，至少历经田、覃、廖三姓土司，其替袭情况世所罕见。据《明史》所载，元宣化年间所置“镇南五路军民府”改为湖南镇边毛岭峒宣慰司，后又改为镇南军民宣慰司，明太祖吴元年左右田升玉（墨达）为镇南军民宣慰使。《明太祖实录》卷之十九载，丙午（公元1366 年）春正月“以彭世雄为保靖军民安抚使，田升玉为镇南军民宣慰使。” 另据《明太祖实录》卷之九十七，洪武八年二月改设为“四川镇南宣抚司”，洪武十五年其子田升玉之子田必剌为镇南宣抚使。据《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六十八所载，洪武十七年冬至，“四川镇南等宣抚司土官必剌什用等，来朝贡方物”。后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左右鄂西散毛司覃构、镇南司田必剌、大旺司田应龙、施南宣抚覃大胜与副宣抚覃大兴、忠路司覃大旺、忠建宣抚司田思进之子田忠孝、唐崖司覃值等叛乱无常。《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一载：“凉国公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人叛服不常”，被凉国公蓝玉大肆征伐后，鄂西南从洪武末期一直到永乐初年，一直处于中央王朝管控下且听之任之的尴尬状态。

三、冒名承继的世袭更替

本次调查以乡镇行政区为调查单位 (水系为主，结合流域经过的行政区域)，调查范围覆盖全区10镇、4乡（含1民族乡）。调研组根据实地考察，文献资料收集，关键人物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四种调研方法进行对宁德市蕉城区水利风景区资源进行调研。

“靖难之役”以后的永乐初期，明中央王朝权力渐稳，才有暇顾及鄂西南诸土司。覃氏土司替袭镇南田氏一事遂发生在永乐五年，且王朝正史与民间家谱等各方资料均有确凿的记载，施南乾隆四十五年《覃氏家谱源流》明确覃添富之叔父覃大兴替袭镇南土司一职，其载“覃大兴同唐崖长官覃忠孝入朝，命忠孝袭父祖职，为唐崖安抚，而大兴仍为镇南长官”[11]65。作为覃大兴之嫡孙的覃忠孝承袭了唐崖安抚一职。无独有偶，民国六年版的唐崖覃氏谱也有类似的记载：“‘直隶唐崖，代辖镇南长官一员’”[17]143-149。另据《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三载永乐五年之时，施州卫的指挥孙演奉明朝朱棣之旨招覃大兴等蛮酋上朝，并且有“兴言洪武初父祖俱为镇南宣抚”一事。所以，覃大兴于永乐五年左右招编蛮民三百余户，于是上朝表奏，替袭其职，明朝改设为镇南长官司。

3)不完全维修最多进行N-1次，在N-1次不完全维修后，下一次由第②类维修条件导致的维修为完全维修(维修操作为替换)。

镇南土司在明朝永乐初年由覃氏土司替袭田氏土司之后，这样一种“风气”也随之渐盛，愈演愈烈而显示出权力背后的残酷与血腥。紧随其后鄂西南地区出现了谭姓代田姓、廖姓代覃姓、秦姓代田姓的一次集体冒袭事件。在明朝永乐中晚期，施州流民谭文昌亡入高罗、谭暹逃入忠建、廖汝凤亡入镇南、秦忠逃入忠峒，他们代替高罗、镇南、忠建、忠峒等土官向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朝贡，并谎称他们是前土官后裔袭职，回到施州之后诱夺了土司官印，他们的子孙于是冒袭土司之职。明朝弘治年间被守臣发现，擒之。巡抚都御史秦金于是向明朝皇帝朱佑樘上奏称忠峒田隆、忠建田本忠、高罗田万金等为真夷种，而后依然将印赐还。对此《明武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六亦有明确记载，“永乐间施州等处民谭文昌、谭暹、廖汝凤、秦忠，亡入高罗、忠建、镇南、忠峝，各从其土官入贡，诈称为前土官裔袭授倅职，归乃诱夺其印，子孙遂冒袭。弘治间守臣擒之，印贮于官，至是巡抚都御史秦金奏：‘隆在忠峝，本忠在忠建，万金在高罗，皆真夷种，故给之’”[5]2533。而镇南长官司被廖汝凤冒名顶替后，镇南覃氏“夷种尽亡” [5]2533，于是废置了镇南司。

结 语

鄂渝地区在历史上较长时期为蛮族聚居区，以施南土司为例，在史籍中其先世在汉代为溇中蛮、澧中蛮，唐为彭水蛮，宋元以来或称为夔路蛮、辰州蛮、施蛮等。历代统治者在控遏南方蛮夷大姓的过程中，也多依仗他们。以南北朝的南梁云麾将军覃元先为例，明《万姓统谱》记载“覃元先南海人，初无名，勇力善骑射”[14]994，受梁武帝萧衍召见因慨叹其称谓“无名”乃赐其名为覃元先，后拜受为东宁州刺史，“元先遂改名，为东宁州刺史”[14]994，因累着战功被封为云麾将军。然而，《艺文类聚》《全梁文》等皆载：“梁任孝恭为李庆州、孟坚使与覃无名书”，并且称“足下南中盛族，岭表豪门，籍誉既深”[18]966，劝其一起辅佐梁武帝。“南中”在历史上为巴蜀之地，也就是说，祖籍为巴蜀之地的巴蛮覃无名因在广东南海一带“刺举一隅”受梁武帝召见而出仕改名覃元先，得以“同奉家国”[18]966。唐宋以后，为有效管理与控扼蛮族地方政权，土司制度作为古代中央王朝的一种地方性治政策略开始形成，在中央王朝与土司长久的博弈与调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制衡机制，随着政权更替、体制运行、权力转换等，到元明以降土司制度渐趋成熟。在土司制度逐渐完备的历史进程中，也常常伴随有土司自身权力的倾轧与角逐。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地方性行政管理策略与因俗而治的智慧，其利弊优劣值得探讨与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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