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起，锦璐供职于广西新闻出版行业，成为一位媒体人。2002 年，她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并由此开启了小说创作的道路。锦璐凭借高质量的作品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被学界划入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的行列，与杨映川、黄咏梅一道，在蓬勃发展的广西文学中开拓并构筑起女性写作的坚实阵地。锦璐的作品除了有对广西地域文化的微妙捕捉，更以对城市男女的情感与欲望的深刻呈现见长。其2002 年首发于《上海文学》第6 期的处女作《城市困兽》，就深入思考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所面对的婚姻与爱情、自由的冲突与困境。在此之后的《浴缸漏水》《双人床》《一个男人的尾巴》等几篇作品，都围绕着婚姻爱情题材展开。代表作品《双人床》，在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后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报刊转载，这位广西的女作家开始引起当代文坛的注意。《双人床》透过城市这一三棱镜，折射出苏婕、汪晨、陆小冰、孙玮晶四位男女的悲欢离合，刻画人在城市中的生存与成长轨迹。作品取名《双人床》，也颇有一番意味。双人床既是爱侣翻云覆雨的温柔乡，又是夫妻夜夜无言对眠的休息地；既具有两性关系暧昧的暗示，又有平凡生活的沉重与恒常。凡此种种，可见“双人床”一词对男女之事直切要害而又纡余委备，使人未读其文就已浮想联翩。在此，笔者尝试以拆词的方式，由《双人床》的题目出发，结合其早期作品，重新打开锦璐丰富的文学世界。

一、“床”：独特的叙事选取与场域构建

在锦璐早期的作品中，给读者较为明显的感觉是锤炼的痕迹较重，对于新作家而言，这是常见的问题。同样是刻意地对作品进行锤炼，锦璐的刻意锤炼主要体现在作品叙事对象的选取上。《浴缸漏水》中漏水的浴缸，《爱情跑道》中的鞋子、鸭子、机车，《双人床》中的双人床，《美丽嘉年华》中的口红等，这些叙事对象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在锦璐的笔下却被赋予诗化的意义，或明或暗地影射着爱与欲的色彩。锦璐处心积虑地选取诗化的叙事对象，将它们置于潜在的言说者与见证者的地位，交代人物关系，参与文本叙事的建构。

《双人床》中三对情侣夫妇不同的双人床，恰恰是他们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一是汪晨与陆小冰的巴洛克风格大床。在二人挑选双人床时，汪晨所见是“结实”，陆小冰所见是“梦幻感”与“动感”，这两种视角源于二人对爱情认知的偏差，成为二人感情的症结所在。二是苏婕与孙玮晶“褶皱横生”的席梦思大床。因为苏婕炽热的生理需求与丈夫冷淡的性欲间的矛盾，而成了一座“精致的牢笼”。三是汪晨父母两张单人床绞合而成的双人铁床，时刻宣告着汪晨父母貌合神离的现实和维护体面的窘迫。这一张张没有生命的双人床，在作者的笔下以不同的形态言说，仿佛一双眼睛透视睡在其上的男女的同床异梦。延伸至同期其他作品，在《浴缸漏水》中，结尾处同时也是小说高潮部分中的漏水的浴缸，无疑将邱大伟与顾拉拉原本焦灼的战况推向滑稽而又讽刺的境地；在《爱情跑道》（又名《亚热带蒸发》）中，作者分别以鞋子、鸭子、机车标识女主角裴虹相亲的三个男生，这种符号化的标识，将裴虹此前对爱情与婚姻的期待刻画得无比窘迫无奈。

如果说诗化的叙事对象只是庞大的小说版图中的一个的“点”，那么，场域的构建则组成了故事铺展的“面”。作者通过场所的建构，为人物搭建了活动的舞台。作者将人物活动的场所设置在都市，对于都市场域的构建，锦璐并不致力于直观的描写刻画。在面对庞大复杂的都市背景时，作者选择避其锋芒，将场景进行刻意的虚化处理。锦璐笔下的都市是抽象化的，上海、北京只是流于水面之上虚晃繁华的灯影，形色暧昧，物状模糊：

转注，简单来说就是互训，两个汉字用来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例如，《说文解字》中，老，考也；考，老也。考和老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但并没有产生新的汉字。而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字中本来没有这个字，但是取一个跟它有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的汉字来使用，例如，表示方向的“北”其本意是“背”，造字之初“北”是指两人相背而立，表示背，表示北方的北没有其字，所以借用了表示相背意义拥有相近声音的北表示北方，后世为了区分两字才产生了北和背，各自拥有各自的意义。

“双”在《新华字典》释义中有“两个、一对”的意思。在这意义下，两个个体间具有某种统一性，才能称之为“双”。在《双人床》中，“双”不仅指两个同床共眠的人，更指向两人/两性间情与欲、精神与肉体间纠混的关系。锦璐笔下的人物，无不陷入情与欲、精神与肉体的纠混之中。汪晨对苏婕多年间单纯朦胧的情感，在苏婕的性启蒙后，逐渐转化为又爱又恨的占有欲；与陆小冰从相识到相恋，曾经的心动与感动被性的狂热代替，这与陆小冰心向往之的灵魂之爱相距甚远，也由此导致了二人的关系中不可弥合的裂痕。对爱与欲、精神与肉体间并不和谐的混淆，恰是反映出它们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任何对它们进行单纯剥离的尝试只能适得其反。陆小冰、汪晨、苏婕、孙玮晶四个人不完满的爱情，就源于剥离与追问的执念，最终导致曾经心心相印的人最终同床异梦。

给排水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做好线路选择工作，这也是具体施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给排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施工方案，但是，从而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晶球”“神话”“俗世”，锦璐以几个模糊的定义，塑造出一个带着梦幻色彩与神话光芒的上海。为了强化这一抽象氤氲的形象，锦璐甚至引入人物的感知，来完成这一场域的构建，而将城市直接搭建在了人物的认知与精神世界之中：

孙玮晶是一名大学经济学教师出身的上海商人，干练优雅，精于算计，舞弄权力游刃有余，是集智慧与财富于一身的典范式成功人士。这样一位令人艳羡的人生赢家，却具有隐秘而怪异的性习惯：相对于与妻子发生关系，他更享受“精神自慰”的快感：

汪晨的朋友们通过睡北京女孩去感受与把握北京，通过这种自大而又自卑的方式，他们才能建立起与北京微弱的联系，在狂沙骤风中找寻到模糊的自我。锦璐笔下的都市直接上升为某种感知，在抽象化、感知化的处理下，跳脱了区划的囿限，抹去了地理的束定，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通过这种超越了具体定位、甚至具体作品的场域，锦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叙事场域，并在自由的叙事场域中，操纵叙事的节奏与走向。正如锦璐所说：“我将它（景物描写，笔者注）设置为人物转换、情节变化、故事转场的衔接。我视这样的文字为瞬间的魔境，走进去，故事就在里面转了一个大弯。”[2]74

二、“双”：两股力量的纠混

“他不时把玩着水晶球，就仿佛又听到苏婕清灵灵的声音，在我眼里，上海就像这个水晶球。孙玮晶记得他当时听到这句话，有些不解，便问她，怎么讲？苏婕笑着对他说，永远是一个神话。孙玮晶说，上海的白天是最庸常的俗世，夜晚才偶有神话的灵光。”[1]46

除了爱欲的混淆不清，都市之中的两性关系更在权力的阴影之下摇摇欲坠。外在权力的加入，使原本已复杂爱欲与权力共同构成了男女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关系链。

锦璐笔下的人物多有带有自我色彩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总处在由物质或者精神的匮乏所导致的某种不安全感之中。而与之相对的是，男性总是以掌握经济主动地位的形象出现。汪晨、孙玮晶、秦文道等，他们精通金钱与权力的舞弄，凭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优势，由此掌握了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权。由此，权力（尤其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贯通至两性关系中，与爱欲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针对权力与性的关系，福柯在《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中提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3]42 权力通过性在两性关系中施展自身的魔力，而对于绝大多数握有更大权力的男性而言，权力的快感又能借由性得到进一步凸显与放大。因此，汪晨会在帮助陆小冰母亲后被自我所感动，在对性事的要求上更为理所当然；孙玮晶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力对苏婕施以性的冷暴力。然而，对于这两个女性而言，她们虽然心知肚明这种性与权力的交织与绞痛，却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这种性的选择，借此换取卑微的权力。于是，陆小冰为自己植下了格言式的生活观：感情，只是暂时给生活让位；苏婕可以为了成为心思蹁跹的上海女人，选择向无性的婚姻妥协。锦璐在爱欲与权力间，到底是呈现了一种交易的可能性与价值观。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都市中，任何事物，甚至爱情都成为了可流通的资本，具备交易的价值。锦璐笔下的男女们都在自作聪明的算计中，完成了最冷酷的蜕变，成长为全新的都市新人。

三、“人”：人之困境与预言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奔腾向前，市场经济思维也随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婚姻与情感被拆解为种种利弊因素进行考量，爱情反而退居其次。在困境中觉醒与突围中，婚姻成为女性最具收益的选择。苏婕在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中，对婚姻存在的必然原因与终极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即婚姻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头换面，完成仅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阶层跃迁。在陆小冰眼中，“汪晨正是横在眼前的一块跳板，她要踩着他进入生活的某种状态，然后，开始更高质量的人生追求”[1]116。所以陆小冰哪怕情感上万分嫌弃，仍甘愿忍受汪晨的庸俗，与他结婚。陆小冰与苏婕都从男人身上获得了所需求的物质满足，汪晨与孙玮晶也在满足她们需求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的确证。这场两性的战争，之前关于性与爱的种种纠葛，反倒成了公平的交易。女性完成了自我觉醒，找寻到了适合自我生存与前进的方法。

人始终是锦璐作品的中心与重心。在处女作《城市困兽》里，锦璐笔下的人是自由、情感与本质被折损与压抑的人。到《双人床》，这些男女从最初的迷茫、困惑、痛苦的状态中，经爱欲与权力的洗礼淬炼，重生为都市新人。他们从被冰冷隔阂的城市困住的无助弱兽，进化成钢筋森林中成熟冷静的捕食者，近乎冷酷的社会进化论在真实地上演：“困兽”不再是被牢笼所困的无力现实，而是在困境之中，自蜕为兽的主动选择。都市在故事中统一为一个抽象广阔的概念，成为一个“瞬间的魔境”，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斗兽场”，人所面临的困境不再是如何突破城市的牢笼，而是如何在都市中生存、进化，在城市生物链的高处获得一席之地。追求资源与权力的扩张成为所有人的生存的目的与动力。这一情形在女性角色身上更为明显。长期以来的历史话语压抑，否定了女性的生产力与竞争力，使得这一群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都市中生存与向上攀登的道路比想象中的还要严峻。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辅导员的核心工作，然而由于辅导员自身指导理论的有限性以及多重身份的局限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了增加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难度。与此同时，信息网络化的普及、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获取途径，也为辅导员话语权带来了诸多挑战。

《双人床》作为锦璐前期创作中的精品，反映了锦璐前期创作路径的变化，即由最初的对都市男女，特别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男女的情感与生活困境的呈现，转而以对生活经历的历史性书写，追溯他们的蜕变史，具有更强的反思性。

但是，当这些都市新人类突破困境完成阶层跃升已然处于城市生物链高端，他们又将走向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在《双人床》中一窥端倪。锦璐在《双人床》塑造了孙玮晶这一前所未有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仅突破了锦璐一贯的女性主义视角，更埋下了作者对人的未来发展状态的预言。

“要说不认真，大家都不认真，睡过就散了。要说认真，这帮人可真认真，就是要睡北京女孩。好像睡了她们就等于睡了北京，就等于在北京随地大小便了。”[1]54

2.二十世纪初，国家为了进一步调整优化乡村学校布局，提出了撤点并校的战略部署，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学点先后被撤并，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既衍生出乡镇学校的大班额，又给乡镇寄宿制学校管理带来挑战。学生周末回家存在安全隐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既要提供食宿、又要配备校车，使学校运行成本陡增，加之学生年龄小与家人缺乏交流沟通，家庭亲情的缺失使学生心理易产生疾病。出于综合考虑国家叫停了撤点并校，本着小学生就近入学的根本原则，一些小规模学校在后撤点并校时代被保留下来。

相反，每次满足了苏婕的物质需求，看到苏婕美滋滋地享用，他开始兴奋了，便反锁了厕所门坐在马桶上自慰。这时候，孙玮晶体会到的高潮比从女人身上得到的还要强烈。他有经济能力，满足了苏婕的物质欲望，无形中就是满足了他的精神自慰。[1]94

阿花不看我，叹着气说，我这庙小，请不动你这尊菩萨，只好这么做了。如果你不帮我，我一个女人要撑起一个厂，容易吗？阿花把头埋在掌心里，手指挡住了眼睛。

孙玮晶的精神自慰，呈现出他在性欲方面高度自体化的倾向。苏婕此时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性伴侣，而是孙玮晶展示自我经济实力和社会权力的对象，是孙玮晶自我满足和自我愉悦的工具，孙玮晶对苏婕不再具有性的需求，他与苏婕的关系更多以义务与脸面维系着。孙玮晶作为占据城市生物链高层次位置的成功人士，在他的身上，权力（包含了对物质财富支配的权力）与性欲突破了肉体的局限，完成了最诡异的交媾，具有未来感与科幻色彩。

李银河在《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中，对福柯所提及的“无训诫的性活动”进行阐述时，引入了一个“自由人”的概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曾经从美国城市亚特兰大的161个公共和私人游泳池做了调查，发现每个进泳池的人都附着至少0.14克大便物质。

无训诫的性活动既应包括所有已存在的欲望的实现，还应当包括对既存欲望的改变。既然肉体是被社会环和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人就完全有能力改变它。真正的自由人是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欲望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肉体和欲望的人。[4]128

自由人在通过性的“越轨”和“犯规”，完成对权力的反制，并重新收获对自我肉体与欲望的主导权。孙玮晶通过对夫妻性生活的突破与改造，实现了肉体欲望与精神欲望的满足，人不再受制于权力，而是实现了对权力的掌控，完成了对权力的超越与反制。性的“越轨”与“犯规”，本身又破除了施加于其上的性别权力，这一预言具有超越性别的意义，指向全体都市新人的发展。

总之，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孙玮晶这个角色身上的预言性，这个角色的出现始终是对前期作品中的都市男女的去向与命运的一种回答。性的高度自体化与对权力的反制，作为锦璐作品中突破城市困局与人之困境的一个预言，在指向未来的同时，也不断警醒着读者：我们应当如何重新审视都市中生生不息、不断涌入的新生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又将走向哪一步？这是锦璐的文学世界留给我们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锦璐.双人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2]锦璐﹒一个旁观者的自白[J].广西文学，2016（1）.

[3]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