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这个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大类别）。

自2001年中国昆曲艺术成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截至2017年，我国已有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上拥有联合国非遗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深入开展，各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研究者已开始关注“非遗”这种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形式的外宣翻译研究，积极开展各地区“非遗”项目的翻译研究工作。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现状

在国家的层面来看，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究呈增长趋势。2009年至2011年间，非遗英译研究在知网可查论文数量为每年1篇，2012起逐渐增加，截至2020年1月，知网可查相关论文累计60余篇，其中2017年11篇、2018年17篇、2019年12篇均超过。由此可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推进，国家和地区间的跨文化传播越来越频繁，非遗传播和非遗翻译已经成为另一个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广西目前共有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铜鼓舞、侗戏、广西文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9项。对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者一般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出发进行研究和探讨（赵巧艳2014，张赛娟、蒋卫平2017）。2020年1月，研究团队在知网上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得到的相关论文数量结果为3篇。这3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译工作进行了探讨。潘能超、余玲（2019）结合广西“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阮红波（2019）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视角，讨论了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及重组翻译方法和技巧。董博（2012）则从文化认知的视角，以广西壮族古谣谚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文化认知对英译的影响及英译策略选择的异同。

除此之外，研究团队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民族地区的旅游部门等相关机构进行了调研，发现在各地举行的一些旅游推广活动、非遗保护项目中，多数材料并没有规范的外宣英译版本，不成体系。另外，调研发现，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工作一般由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翻译从业人员、外事工作人员等随机完成。由于翻译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理解不一，翻译作品的质量波动较大，对具体非遗文化项目翻译的完整性不可考查。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特点

我国非遗英译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翻译者通常依托各个地区的非遗文化为基础进行英译的实践，相比之下，河北、江苏、陕西、四川、浙江等省份均有学者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译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其中福建省早在2008年就编撰出版了中国首部汉英双语版的《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动了福建省非遗英译工作的开展。

与上述这些省份的情况相比，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译工作明显起步滞后，且推广严重不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广西的国际交流驱动力增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需求也日趋增加。仅以广西三江县为例，在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2012年侗族村寨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备选名单，2018年底，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四市（州）六县共同签署了《中国侗族村寨联合申遗会商协调备忘录》，明确侗族村寨联合申遗工作。而目前在三江县仅程阳侗寨有零星的英文翻译，显见，当前广西非遗英译的短板显然难以满足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的需求。

其次，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译尚缺乏规范的标准约束。由于当前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重视不足，因此英译人员和研究者对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译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广西壮剧通常标准采用“Zhuang opera”，部分文本也译做“Zhuang drama”；侗族的鼓楼，有时译作“Drum Building”,也时有译者直译为“Gu Lou”；涉及侗族木构营造技艺的一些专有词汇，如“掌墨师”“上梁”等目前也未见有标准的英译，仅由翻译人员在口头上做随机的解释。由于这样的局限性，英译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也就难以诠释得准确，在进行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意义的传达不能体现完整性。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gxmzsfxyxb.cn/qikandaodu/2021/0202/6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