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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的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探讨

来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5-21 11: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生活环境主义是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由日本社会学者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等学者在总结人们环境问题方面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的。该观点强调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重

生活环境主义是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由日本社会学者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等学者在总结人们环境问题方面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的。该观点强调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重视生活者的智慧,重视生活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主张从当地居民的生活历史和生活取向中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这一观点具有强烈的社会学意义。社会学的特点和基本任务是对人的各种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寻找生活规律,指导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生活环境主义关注人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从人与环境关系上看,人的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非常关注人的主动性,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结成社会关系。所以,从人的生活和行为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能更好地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

一、社会变迁带来农村垃圾新问题

(一)农业社会农村生活垃圾量少,垃圾处理“可循环”

人类自古就与自然环境发生物质交换。人类不断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并制造各种废弃物。但是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环境并没有出现如今的问题。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以农耕为主,手工业不发达,社会分化较少,农民自给自足。由于物质的匮乏和生产方式的落后,社会出现以下特征:第一,由于农民并没有过多的剩余生活资料,所以垃圾产出量比较少;第二,农民通过实践,运用“生态链”来解决垃圾的去处。比如厨余垃圾、菜根菜叶、果核蛋壳扔到猪圈堆肥,剩饭剩菜喂猪喂鸡;草木灰、动物和人的排泄物用来给农作物施肥;农作物的秸秆用来烧火做饭。农民无师自通地找到了垃圾的处理方法,并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循环利用。

(二)工业社会农村生活垃圾量剧增,现有的垃圾分类法脱离农村实际

工业社会到来以后,先是在城市、然后是农村,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产品影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和市民“生活方式一体化”,使生活垃圾量大幅增加。据统计,2010 年我国农村垃圾的产生量42.78 亿吨,至2017年农村垃圾产生量为50.09 亿吨。农村垃圾的处理,必须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一股脑地把垃圾堆放在田间地头,也不能照搬城市“有机”和“无机”分类方式。[1]45-49 目前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主流有两种划分方法:

1.根据垃圾来源分类。分为日常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垃圾和工业垃圾。农村日常生活垃圾,比如剩菜剩饭、人体排泄物、厨余物、废金属和玻璃、陶瓷碎片、废旧家用电器、废电池、各种塑料制品、各种废弃工具、破旧衣物、过期药品等;农业生产垃圾,比如农作物秸秆、枯枝、腐烂的果实、空农药瓶、地膜等;工业垃圾,比如乡镇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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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熟模式。常熟市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过程中,开创了“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模式,将农村生活垃圾全量收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为了鼓励农民“能卖就去卖、干湿要分开、有害单独放”的分类处置意识,根据称重数据和分类质量对分类做得好的农民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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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垃圾分类方法,都是借鉴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后提出的分类方法,没有和农民的生活紧密结合,不符合农民的生活习惯。比如农民的剩菜剩饭的处理,并不是丢弃至垃圾箱,而是用来喂养家禽;秸秆、枯枝并不需要专门处置,而是用来烧火做饭。进行垃圾分类的目的,除了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还要尽量变废为宝、物尽其用、不浪费资源;而且这个处理方式还要符合农村的生产生活特点,因地制宜。

二、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的原因分析

(一)消费主义带来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很多“新”垃圾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的生活资料很不丰富,所以农民对自己拥有的资源非常珍惜,轻易不会扔掉和更换;即使有些生活用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也会被开发出新的使用价值加以重新利用。由于“勤俭节约”的惜物传统,所以农民在生活中产生的垃圾量非常小。

农民生活方式的选择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这属于个人的决定,是最底层的;二是社会机制的约束,农民能选择的生活方式本身是隐藏在社会机制内的。比如衣服,社会所准备的不是为个人定做的服装,而是服装成品,人们只能从中选择。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现成的选择”。也就是说,“现成的选择”是社会机制中作为成品已经制作好了的东西。根据各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特点,寻找已经被农民使用过、比较有效的垃圾处理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比如:菜叶、果核、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用来喂家畜或者直接用来沤肥;人和家畜粪肥腐熟用作种植农作物的肥料;农作物秸秆用来烧火做饭或者粉碎用来做牲畜的食物;草木灰用来给农作物施肥。[3]49-53 这些沿袭多年、凝聚了农民生活智慧的垃圾处理方法,既符合农民多年生活习惯,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够减少农村垃圾产生量,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

(二)现有的垃圾分类方法很难被农民接受,落地困难

现有的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都是环保人士或者专业人士通过社会调查等方法制定出来的,农民在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农民处于被动接受被迫执行的位置。大部分地区的垃圾分类,强调的都是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优秀者的示范作用,农民都是被动执行、被迫分类、缺乏主观能动性,很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也不明白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垃圾处理好。

(三)农村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和监督中,农民参与率低

当前很多对垃圾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应该培养农民垃圾分类意识,这是解决农民垃圾问题的关键。很多民间团体深入农村,宣传垃圾分类,放置垃圾桶,入户监督,但是很多乡村都是监督的时候能够做到分类处理,一离开就恢复原状。究其根源,是没有深入理解农民的内心想法和逻辑观念。对农民来说,垃圾分类这个概念遥远又陌生,对垃圾进行分类麻烦还没有效益。把原来直接扔到猪圈、鸡圈的厨余垃圾,现在要扔到专门的垃圾袋里的垃圾分类方法,对农民来说是非常别扭的事情。即使农民被迫接受了垃圾分类,由于改变了生活习惯,也很难长期坚持。

(4)按照国家标准《鲜柑橘》,在石门县采集的252件柑橘样品大部分属于优等果,优等果比率达91%。重金属超标率较低,仅少量样品汞、砷超标。

三、从农民的现实生活出发,探索农村垃圾的出路

(一)根据农民的生活方式制定垃圾分类标准,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随着社会的变迁,消费主义的观念逐渐深入农民群体。人们认为大量消费是生活富裕的标志,对生活用品使用价值的衡量悄然发生改变:衣服能不能御寒不是最重要的,时髦不时髦、喜欢不喜欢才是最重要的。消费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为了内心愉悦。很多人感受到了“一次性扔掉”商品的魅力。对自己认为没用的东西重新再利用被认为是贫穷、费事、不值当的事情。[2]1-10

2.根据垃圾是否可回收利用和是否有害分类。分为可回收利用垃圾、无机垃圾、有机垃圾和有害垃圾。可回收利用垃圾,比如塑料、玻璃、纸张、金属;无机垃圾,比如建筑垃圾、炉渣、草木灰;有机垃圾,比如厨余、果皮等;有害垃圾,比如过期药品、油漆桶、废旧电池、日光灯管、灯泡、废弃农药瓶等。

从大连地区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习惯出发,农村垃圾可以做如下分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生活垃圾,指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农村一直产生的垃圾,包括做饭剩下的边角料、果核、蛋壳、剩饭剩菜、草灰、煤渣、动物和人的粪便等,这部分垃圾不需要特意进行处理,只要提倡农民不乱扔乱倒就好。很多农村在处理这部分垃圾的时候还特意进行了分类,笔者认为并不符合农村情况。如果农民还要单独来处理这部分垃圾,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链,又额外增加了农民、清洁工人和下游垃圾处理部分的工作量。第二类是由于城市生活方式下乡带来的“工业”垃圾,所有不属于传统农村社区的垃圾,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装盒、用塑料制成的生活用品、过时的家电和电子产品、废弃的工具、旧的餐具,婴儿的尿不湿、温度计、过期药物等等。这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污染源——农村生活污水。近些年,很多农村安装了自来水和太阳能,但是没有配套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农村的污水随地排放或直接排入地下。洗菜洗碗水可以用来浇菜浇树,而混合了洗衣粉、洗发水、沐浴液等污水直接排入地下,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第三类是农业生产垃圾。装过农药的瓶子和袋子;地膜和温室大棚的塑料膜;秸秆、杂草、修剪掉的树干树枝等。第四类是建筑垃圾。水泥、砖头、钢筋、石头等,这需要专门配套的垃圾处理系统来处理。

以上的垃圾分类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把垃圾分类问题的解决与农民过去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人为地断裂,再去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生活环境主义角度来思考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途径,就要关注农民这个群体本身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垃圾内容的变化。

(二)引导农民转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倡导传统的“惜物”观念

2.阳曲县的“PPP 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一种公私合作模式。在该模式下,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和政府投资的政府资本合作,共同参与到公共设施的基础建设中去。阳曲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PPP 项目中,政府出资105.58 万元,社会资本出资2006.09 万元,银行贷款、股东借款、信托、基金等方式筹集8446.7 万元,实现了垃圾治理中的“PPP”。2016 年8 月,该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在全县共规划建设“三座转运站+五个集中式收集点+两个分散式收集点”,构建了完整的农村垃圾收运系统。[4]107-111

(三)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衔接新的生活方式

现成的选择是社会机制中作为成品已经制作好的,在衔接了新的生活方式后,就要对社会机制本身进行变革。在这方面,中国农村已经探索出几种模式。

3.重视“服”好务。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配足办税设备,优化整合办税厅人员,坚持执行限时办结制度,采取限时办结+即时办结,以及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有效措施,为纳税人提供便捷的人工办税和自助办税服务,使办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同时,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大力做好政策宣传,及时把税收优惠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让纳税人应知尽享税收红利。

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惜物。“一粟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惜物观深入人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几乎成了常识和共识,而暴殄天物被普遍认为不详。这是最质朴的关于循环再利用的价值观,关于节约资源的观念。中国农民接受消费主义的时间并不长,很多老年人从穷日子苦日子走过来,仍然坚守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在传统还没有断裂、文化还可以传承的时候,纠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行得通的。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资源浪费型社会,最早出现在美国。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逐步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然而,资源浪费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如今“极简主义”“循环利用”“共享经济”“低碳出行”等生活方式开始在一些大城市里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不等于浪费。生产商品的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这无可厚非。商业社会,消费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消费,社会就不能运转。但是刺激消费不等于鼓励浪费。物尽其用才是根本之道。

3.湖北土城乡安梓溪村模式。土城乡党委以“尊重群众习惯,实施利益引导,探索分类回收,先行试点”的思路为指导,在安梓溪村率先试点农村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和减量,提出“五分、三个一”的方法。所谓“五分”,是指村干部分组包片、党员代表分户包干、干湿垃圾分类减量、废品不同季节分批收购、优秀农户分组奖评。所谓“三个一”,指每家一份发宣传单,宣传废品收购时间地点;每户一份“三包”责任书,明确责任区域和要求;每村一口沤肥池,把全村的可腐烂垃圾扔进沤肥池沤肥。[5]35-40+126

在土城乡,通过湿垃圾沤肥、干垃圾卖钱,不仅家家学会了垃圾分类法,而且农民还获得了额外收入;每个村安排村里的贫困户收购垃圾、做保洁员,不仅解决垃圾问题,还为贫困户增加收入;建立“菜—猪—沼”生态循环模式,农民种植的多余蔬菜用来养猪养鸡,养猪的粪肥、农作物秸秆、厨余垃圾等投入沼气池生产沼气,发酵后的残渣作为果蔬肥料供应给蔬菜基地。生产的沼气按照每立方米2 元的价格卖给居民。农民得到了清洁能源,农村的垃圾得到了处理。土城乡的垃圾处理方法,一方面尊重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垃圾得到资源化利用,垃圾减量化成效明显。

(四)政府在硬件上补齐短板,做好“下游”处理

农村垃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础设施的配备。上游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做得再好,下游垃圾处理不当,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

1.政府为农村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提供相关基础设备。比如为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上门收集车、扫地车、压缩车、垃圾收集房、垃圾收购站、垃圾中转站等;为农村废水,主要是洗衣服、洗头发和沐浴用水提供基础管线,集中收集、集中处理,防止农村污水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2.政府在垃圾最终处理上,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本着循环再利用、资源不浪费的原则,为不同类型的垃圾寻找合适的出路。目前中国在生活垃圾的处理上有三种主要的解决方法:填埋、焚烧和堆肥。不可再利用资源,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解决;但是很多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因为很难找到对口的再生利用企业,而不得不当作不可再利用资源处理。中国现在关于“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混乱困局,主要是因为现在主导“回收”链运作的是以“物质资源回收”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规则,不是以“垃圾减量”为目标的环境资源保护原则。

结 语

解决农村的垃圾问题,不仅是为了让农村变成宜居的美丽乡村,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让中国和地球更加健康、更加美丽。所以我们要有长远观和全局观,不能干净了我们自己,却埋汰了整个地球。

咨询单位介入BIM管理有三层含义,一是施工图审核招标工作完成后,之前已经建立的、基于BIM的项目管理系统向咨询单位开放,咨询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在同一个平台上开展工作,共同维护项目BIM;另一层含义是,虽然在同一个平台上,查看信息的权限会有差异,这可能需要咨询单位再独立地建立辅助性BIM,以对设计提供的BIM进行检查;第三层含义是,如果咨询单位对相关技术的研究走在前面,也可自行以BIM技术为辅助,开展审核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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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骏,王则武,周雨珺,等.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现状及处理模式[J].中国环保产业,2014(12).

[4]赵光楠,吴德东.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3(2).

[5]陈小燕,冉旺.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91(2020)01-0060-04

收稿日期:2019-11-05

基金项目:大连财经学院校级课题“传统文化视域下财经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创新研究”(2018dlcjjg09)。

作者简介:宁鸿(1980-),女,辽宁大连人,硕士,大连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婚姻家庭社会学;王晓雪(1987-),女,辽宁省沈阳人,硕士,大连财经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就业创业指导。

责任编辑:谢雪莲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gxmzsfxyxb.cn/qikandaodu/2020/0521/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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